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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爬不起来。饥荒的普遍性和迫切性把人的存在还原为胃的功能，把种种道德理念变得虚妄，对人性进行逼供。在《我家养鸡》等文章里，韩少功记下了这样的细节：
很多人饿出水肿病，胖胖的肉没有色彩，父亲便是如此，他走起路来显得有些困难。街上乞丐三五成群，并且出现了抢劫。我曾亲眼见到一个小抢劫犯呼地抢去一个工人模样的人手中的热馒头，那人揪住他大哭大喊大打，硬要用水果刀杀了他，但他还是缩着脑袋把馒头吞下去再说。
得了水肿的父亲尽管气喘吁吁，经常头晕眼花，一坐下去就怎么也站不起来，还是把单位上照顾他的一点黄豆、白面，全都分给孩子们吃。做妻子的看不过去，给他买了一个牛肉罐头，他却说留得过节时大家一起吃才香。结果等不到过节，罐头就被小偷拿走了，这让妻子愤怒无比。
为了给大家补充营养，韩母到乡下去，带回四只鸡。这些生性活泼的物种成了小少功的朋友，他经常逗得它们满院子咯咯咯咯地乱叫。然而，正当他苦于为这些小动物找食时，家里人整天议论着杀鸡的理由和鸡肉丰富的营养。尽管他一次次大哭大闹地吼着：不准杀鸡！鸡还是一只只地少了。最后，只剩下一只黄母鸡。父亲断了鸡的口粮，他却从自己不足糊口的那份饭中拨给鸡吃。终于，有一天放学回家，他闻到了肉香却听不见鸡叫，于是放声大哭。几块鸡肉被夹到他碗里，一餐又一餐，热了一次又一次，他还是没有去碰它。对弱势生命的关爱，使他的身上有了一些超出人道主义的情感。饥荒年代的这段记忆，在韩少功的心里刻下了一条唯物主义的原则：人必须有饭吃，有衣服穿，然后才可以谈别的，包括艺术的优雅和道德的崇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城墙边上的童年（3）
那个时代，大人都很辛劳，家里的孩子也多，除非生病，否则孩子很难得到父母的照顾和关注，至于栽培，那是十分有限的。尽管如此，有空的时候，母亲还是教她的幼子写写毛笔字——她的毛笔字着实写得漂亮，毕竟是美术科班出身。在母亲的指导下，韩少功临摹过一些碑帖，特别是清代书法家钱南园的作品。也许是希望孩子受到一些英雄好汉的影响，父亲要求他们看《水浒》、《三国》，不许他们看《红楼梦》，怕他们受到封建贵族脂粉生活的熏染。出于对风云变幻、阴晴不定的政治生活的恐惧，父亲要求他们一定把数理知识学好，将来凭专业技能在社会上立足，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当然，父亲总是忙忙碌碌，心事很重，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谨小慎微地过着心惊肉跳的生活，给孩子关怀是相当有限的，以至于在回忆起父亲时，韩少功说：“父亲给我的印象不太深，因为他死时，我才十三四岁。”他只记得起一些零碎的片段。有一次，因为愤恨父亲没有带他们去游泳，姐弟们乘他午睡的时候在他头上扎了个小辫子，还挂了条草须。父亲迷迷糊糊醒来便出门上班去了。还有一次，父亲骑单车回家时摔了一跤，右脚被瓷片割破，血流如注，躺倒在地上，路上有许多人在围观，其中就有他的大儿子。当儿子发现是自己父亲时，却不知为何悄悄地退出去走了。这让父亲十分伤心，对母亲说：“没名堂，这没天良的，他就自己走了！”但他仍然对儿子宠爱有加，与客人谈话时总有意无意地提到儿子作文得奖什么的。
在一篇题为《那年的高墙》的短文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这个叫四毛的男孩对人性的惊奇：
爷爷的夏夜里有一堵高墙，布满了青苔，一颗颗流星都落到墙那边去，那边偶尔飘来一种怪好听的声音（琴声）。那边有一个疯子。有一次疯子从墙上冒出长长的头发，尖声地笑，挥着一条女人的毛巾，“阿毛，拿洋火来——”
四毛被吓坏了。于是父亲非常生气，拿来竹篙和菜刀把疯子轰下去了。
父亲最瞧不起墙后的这一家。有一次四毛问他们姓什么，父亲就说是“屙吃困，剥削阶级都是屙吃困。”还朝那边横了一眼：“哼，当小老婆的，还摆什么剥削阶级臭架子，还有怀娥铃（手提琴）呢。”
疯子被送走后，墙那边静得奇怪，四毛怀疑那边的人已死了很久很久。他有一次挖蚁窝，在墙基上挖出一条缝，从缝里看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小院，有夹竹桃，一团团粉红色拥护着。“我看见了一位陌生的姐姐，大概十五六岁，正在洗澡。她辫子盘在头上，全身白净如刚剖开的藕，突出的乳头轻轻跳动着，光滑的两条大腿之间，则有黑色的须毛。我大吃一惊！”
尽管有过一个时段的饥饿体验，韩少功的童年还算得上阳光灿烂。在学校，他学业成绩十分优秀，品行方面的表现也相当良好。家里的墙壁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奖状，看起来十分斑斓。他还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大队干部，每天早晨穿着三条杠杠的制服在操场上领队做操，威风凛凛。大约是1963年的时候，全国推行“阶级路线”，韩父的军功章和诸多奖状并不能抵消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历史污点”，在台湾的亲戚关系也构成疑点，其政治前途日渐渺茫。不仅如此，韩少功肩膀上的三条横杠也被摘了下去，作为班干部的各种职位被相继免去。他心里的阳光开始黯淡，但对人世的警觉却过早惊醒。这种变故让他感到压抑，他不像以前那么活泼，也不怎么爱说话，只是把更多心思投入到书本中去。比较而言，韩少功理科的成绩要比文科好出许多，特别是数学和物理，是他兴趣最浓的领域，以至于他刚进初一，数学自修已完成初三课程，参加任何级别的数学竞赛，都只需一半时间就能斩获高分，自己动手制作的晶体管收音机也具有越来越高的技术含量。他最向往的人物也是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样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如果不是后来命运的变故，他应该成为这一类人物——这是他1966年以前心里酝酿着的梦想。后来，阴错阳差，他成了一名有成就的作家，那完全是命运的过错。
残酷的成人礼（1）
1966年9月底的一天，韩少功和他的中学同学结束了支农，兴冲冲地从乡下回来，一推开家门，发现家里的一切都变了。来了一些陌生人，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原来是父亲不见了，消失于1966年9月27日的这一天。他跟妻子说他去理发，拿着四毛钱出了门，就再也没有回来。办公室的抽屉里留下极其简明的遗书，说他有罪，是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的罪人，希望家属子女都与他决裂，永远忠于革命和人民。单位和公安局的人都在四处寻找。由于死不见尸，有人怀疑他叛国外逃，到日本、美国或什么地方去了。这种怀疑现在来看有些怪异，但在当时却顺理成章：他不是一直活得很爽朗的吗？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机关里出现了针对他的大字报浪潮，其组织周密的程度一望可知。抓叛逃，抓特务，抓反革命，此时的运动近乎狂热。韩父因其国民党时代的军阶，无法幸免于难。他不是机关里第一个祭品，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安然无扰，这已属万幸。但类似古代河伯娶妻的故事，运动不能没有牺牲，尤其是在一个旧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凡运动都得有成果，否则就无法向上级交代，大家就无法平安度日。因此，他可能心里早就明白，按照这样的速度升级和排队，很快就该轮到他了。在广播里越来越嘹亮的革命口号声中，他可能早已内心战栗，早已暗中安排。
区别可能只在于，他不愿意像其他受难者一样戴高帽或者蹲监狱。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免辱的唯一办法就是抢先结束自己，让那些快意的侮辱者扑空。
就在此事发生前不久，有一天半夜时分，十三岁的韩少功被背上痒痒的舒服感挠醒，他发现父亲正轻轻地抚摩自己光滑的脊背，细心地剔除他皮肤上晒脱的皮屑，对母亲说：“毛他真是长大了，十三岁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红薯了。一百二十斤红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韩少功有些惊异，平时离他远远的父亲，为何做出这样的举动。他并不明白，父子间这一从未有过的亲昵行为是一种不祥的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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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的压力增强到一定阀度时，生命本身就变得很轻了。尽管韩少功曾提到父亲为人谨慎，如政治风暴中的一只惊弓之鸟，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