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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不多，也不主动找话，更不会问我什么。
他只是等着我来发问。当时酷爱疯玩的我问他：“会跳舞吗？”他笑着说：“不会”。问他：“会踢足球吗？”他笑着说：“不会。”问他：“会溜冰吗”他也笑着说：“不会”。我连续问了他五六样，他都笑着说：“不会。”我大叫一声：“天啦，你怎么连牛都不会吹。”
在当时的我看来，那是多没面子的事，在一个女孩子面前，在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面前，居然什么都说“不会”，甚至都不会换一种方式回答。显然，老哥根本不会玩，更不懂什么是浪漫，我当时这么想。
不过很奇怪的是，老哥完全不以为然。他波澜不惊地笑着，实话实说地答着，好像那说“不会”的人是我。他仿佛没看到我惊讶的表情，一点都没有顾及我的反应，也完全没有要迎合我的意思。他浅浅地笑着，一副很自在的样子，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模样。
我一时无语，穿过雨帘，望着晓园里迷迷蒙蒙的一切。心想，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喜欢他？
这个看起来青涩涩的男生，这个当时看来像白水一样无味的老哥，在回到武汉之后，继续着他一周一个回合的信，继续把才情洋溢在信纸上。
我不知道把自己交给了谁
老哥不慌不忙地，一点一点地写着他的信，后来居然让我像喝白水一样，渐渐地习惯了有他，也渐渐形成依恋。
1994年的暑假，老哥邀我去武汉玩。我没有买到座位票，在火车上站了好几个小时，到他们宿舍一冲完凉，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合衣睡在老哥的床上，他睡在隔壁空旷的宿舍里。他看我醒来了，就说：“你昨天太累了，在椅子上睡着了，我把你抱到床上去的，衣服也没脱，不知道睡得舒不舒服。”
老哥见我有点犹疑的样子，补充说：“我就看了你一小会儿，我抱你过去的时候，感觉你就像一个玩累了的小妹妹，真的，一点邪念都没有。”我听后不好意思地笑了，觉得自己不免太“小人之心”。
老哥后来欢快地做着“地主”，他带我去东湖，去磨山植物园。就像一个老哥领着小妹在游玩，他不急于表现什么，也不使出浑身解数赢得我的好感，那种感觉就好像我早就是他的了。甚至对于我的提议，他也会否定。
那天，老哥带我去参观著名的黄鹤楼，我们坐巴士在长江大桥边下，我第一次看到了长江。虽然没有滚滚的江滔，水也就像黄河水一样黄，但那毕竟是我们国家的第一大江，是地理、历史、文学书里无数次写到的母亲河，我背过的有关长江的诗词，少说也有上百首吧。我有点激动，提议说：“我们一起走长江大桥好不好，走过去，再走过来，然后再上黄鹤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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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这是个很有纪念意义、很浪漫的提议，没想到老哥说：“不好，桥上车来车往，全是尾气，再说天气太热了，你会很难受的，可能走到一半，你就想往回走。”
我听了非常吃惊，我曾经有过很多古怪得多的提议，跟我一起玩的男生都会全盘接受，不会有任何折扣，没想到这个家伙，会拒绝我。我靠在桥栏杆上，看着浑浑噩噩往前涌动的江水，有点生气，有点乱。
老哥不动声色地站在我的身边，静静地看着长江水，我用眼睛的余光望着他。他戴着一副有点老土的近视眼镜，穿着暗花的枣红色衬衣，一条土灰色的休闲裤。看不出他有多优秀，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魅力。而且，他已经牵过我的手，还亲了我。虽然才见面的时候，不知道会牵手，牵过手后，不知道会亲吻。既然都吻过了，那不是把自己的人生都交出去了吗？我心乱如麻。
“难道，从此就要和这个人过一辈子了吗？”我简直要喊出来，看着长江水，突然惊慌，突然茫然。
那一刻，我不知道把自己交给了谁。
老哥迎风入住了我心里（1）
现在回忆认识老哥之初，我感觉自己像个精明而保守的买家，只有发现老哥值得爱时，才把“量化”后的爱，小心谨慎地掏出去那么一点点。
所以，和许多一开始就进入疯狂状态的人不一样，我最初对老哥的爱，一直怀有某种忐忑不安。虽然明知道爱，可并不知道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直到后来，我决定考经济法的研究生，蓄精养锐已久的老哥，终于像一个农夫，分到了他的第一块土地，他开始施展手脚，准备耕作，准备收获。
我本科学的专业是中文，要跨专业考经济法的研究生，众所周知，文学的感性思维与法律的理性思维正好是两个极端。老哥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把我从这个极端，领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使我成为我们学校第一个公费考上经济法研究生的中文系学生。据说，当他查到我的分数，确认我是全校应届毕业生的第一名时，一个人在宿舍里狂笑了好几分钟。
在那个大半年的时间里，当时在读研究生的老哥，在我身上身兼多任，作为我的法学启蒙老师，他使出浑身解数，教了一个最难缠的学生。
他给我买来几十本我必须要看的法律书，圈出了许多重点章节。那些书对当时的我来说，就像一个刚学会拼音的小孩，突然要看一本厚厚的书，而这本书满是文字，没有任何拼音。老哥只好一点点为我注音，他在法律专业上的功底，也从此崭露头角。
对于一个看惯了风花雪月文字的人来说，要去读懂枯燥的法律书，无异于要钢琴家去求解高等数学难题。老哥只好将我要学的法学教材，用文学的语言进行讲解，将法律的三段论思维模式，从古希腊神话的精髓开始演绎，经过艺术的长途跋涉，拐弯抹角地进入我的大脑。他曾经不爱多话的嘴巴，在文学与法学之间驰骋着，一旦寻找到我能听懂的话，就喜出望外地表达出来。
我迷恋形式和氛围，背《诗经》喜欢在晓雾弥漫的岳麓山上，读《春江花月夜》要去湘江边，看恐怖小说必在静悄悄的深夜……我只有做足了形式的工夫，才能让内容水到渠成地配合心灵。而法学的形式永远单一而严谨，过分强调因果而无任何意外，过分相信证据而与浪漫的形式无关。老哥因材施教，发扬我的学习传统，在潺潺的小溪边给我讲民法，在幽深的竹林里细说经济法，在朦胧的暗夜给我讲法制史，他感慨地说：“没想到学法律可以这么浪漫。”
不过，作为一名要招数用尽才能略偿所愿的老师来说，他也不会忘了严厉，哪怕那位学生是他的至爱。1994年的那个暑假，老哥给我布置的暑假作业，是看完十本法律书，基本上是四年的经济法本科生一半的教材内容，我差点当场晕倒。但老哥说：“这个暑假是最关键的打基础阶段，必须得看完这十本，不打折。”
我不能回家，否则双抢农忙季节，农活必定缠身，一定完不成作业。也不能呆在长沙，酷热难当不说，一日三餐要花费，下个学期的学费还得找出处。最后，我找到了一个三全其美的办法，去做全天候家教，有饭吃，能赚学费，还能顺带享受风扇的降温安抚，然后再想办法看完那些可怕的书。
那个暑假，我在长沙近郊一个建筑包工头家做起了家教。白天轮流教三个孩子语文、数学、外语，三个孩子要么比赛出丑，要么比赛干蠢事，一个暑假下来，难分高下。晚上，我教胖得只能买睡衣当外衣的女主人跳交谊舞。她家有个舞池，先生常在家搞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流行的派对，女主人因为生气先生总是抱着别的女人跳舞，琢磨出里面的暧昧后，发誓自己也要学会。
于是，孩子们白天的课程一结束，女主人就把舞池的灯全部打开，怕村民们看到，她赶紧紧闭门窗，打开音响，调出不容易被偷听到的音量。她不舍得开空调，也不计较摇头摆尾的风扇所制造的噪音，与音乐声的势均力敌。
其实，音响完全不用打开，因为无论我多么费劲地提示，她还是听不到节奏和鼓点。善良的她担心把我的脚踩碎了，自己把高跟鞋脱了，打着赤脚跳交谊舞。她似乎发誓要把交谊舞的优雅，糟蹋得像被野猪拱坏了的白菜。我闭着眼睛奋力地想着此番家教的三大好处，才压制住要夺门而逃的狂想。
老哥迎风入住了我心里（2）
我们跳舞时的情景，完全就是一只仙鹤在跟企鹅拼命，使足了劲，才能拉动她摇晃一下。一个小时的交谊舞课程下来，我成了盐水里捞出来的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