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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妇人，我手里握着一只鸟。告诉我它是活的还是死的。”
她没有回答。那人又重复问了一次。“我手里握着的鸟是活的还是死的？”
她仍然没有回答。她是个盲人，看不见来访的那些人，更不用说他们手里握着什么了。她弄不清他们的肤色、性别以及国别。她只知道他们的动机。
那老妇人静默了那么长的时间，那些年轻人要忍不住笑了。
最后她说话了。她的声音是柔和而坚定的。“我不知道。”她说，“我不知道你们握着的鸟是死的还是活的，但是我知道的是它在你们手里握着。它在你们手里握着。”
她的回答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它是死的，不是在你发现它时它就是死的，就是你们把它杀死了。如果它是活的，你们是仍然可以杀死它的。它能否活下去全在于你们。无论是哪种情况，全是要由你们负责的。
在把他们的力量和她的无助展示出来的时候，这些来访的年轻人受到了谴责。他们被告知，他们不仅要为他们捉弄人的行为负责，而且还要为达到这一目的而被牺牲的小生命负责。于是盲妇便把注意的焦点从显示力量转移到展示这种力量的那个工具上了。
一直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是去思考被人握在手里的那只鸟（除去它那脆弱的身躯之外）象征着什么。特别是现在，我一直在思考着把我带到这种场合来的我的工作。我愿把那只鸟看成是语言，把那妇人看成是一个从事写作的作家。她关心着在她梦想中使用的、在她出生时就赋予她的语言是如何被人使用的，如何发挥作用的，甚至如何为了某些恶毒目的而禁止她使用的。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语言看成是一种体系，部分地看成是一种被人们掌握着的有生命的东西，但更多的时候看成是一种作为，一种会造成后果的行为。所以孩子们对她提出的那个问题“是活的还是死的？”并不是不真实的，因为她把语言看成是容易死掉、磨灭的；它肯定是处于危险境地，只能通过坚强意志才能得到挽救。她相信如果握在她的来访者们手里的鸟已死掉，那些人还是要为它的尸体负责任。对她来说死去的语言不仅是没人说、没人写它了，还是一种欣赏它自身的苍白、没有生命力却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表述方式。像统治者一样，仍在审视着别人。它无情地执行着警察任务，除去着迷似的让自己的自我欣赏自由驰骋之外，除去维护自己的唯我独尊之外，别无其他愿望和目的。它虽然已死亡，却并非不起作用，因为它在起劲地扼杀才智、泯灭良知、遏制人的潜能的发挥。不能接受别人的诘难，它无法产生或容纳新的思想，不能产生其他构想，讲另外一个故事，避免万马齐喑的局面。官方的语言铸成以造就愚民，特权的保留是一种磨得锃亮的盔甲，是很久前就离去了的武士的空壳。但它在那里，木然、肃然、令人感伤，赚得小学生们的崇敬，给暴君们以庇护，给公众以平稳、和谐的假象。
她深信当一种语言死去，由于不慎，不使用，不在意，缺乏对它的重视，或被明令扼杀，不仅它自己，而且一切使用过它、创造过它的人都要对它的死亡负责。在她的国度里，孩子们曾经咬断他们的舌头，以枪弹来代替和填补那无言的空虚、那已被摧残和正在被摧残的语言，来代替被成年人所完全放弃的用以探索意义、提供指导、表达爱情的语言。但她知道断舌自杀不仅是孩子们的选择。那在一些幼稚的国家领导人和权钱交易的商人们当中也是常见的。他们的空洞言词使他们已无缘触及自己剩余的人性直觉，因为他们只和服从他们的人讲话，或只是为使人服从他们而讲话。
对语言系统的掠夺可以从使用它的人的那种把它的细腻、复杂和接生员似的品格抛弃，而代之以威胁与压服的口气中看出来。压制性的语言不仅代表着暴力，它就是暴力；不仅代表着知识的局限，它制约了知识。无论它是一种苍白的官方语言或是愚蠢的宣传中介的虚假语言；无论它是研究院的傲慢而僵化的语言或是科学被商品操纵的语言；无论它是不道德立法的恶毒语言或是为歧视少数民族、掩盖其文学上的种族主义掠夺而设计的语言———都必须予以拒绝、改正和揭露。那是一种喝人血、舐人伤口的语言；它不顾一切地向最底层、向最低下的头脑滑去时，却把它的法西斯长靴隐藏在尊严和爱国心的石榴裙下。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和一神论的宗教语言———都是统治者警察语言的典型———都不，也不可能允许新思想存在或对思想的相互沟通加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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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诺贝尔文学奖演说辞（2）
那老妇人深知知识贩子或贪得无厌的独裁者、受雇佣的政客和说客、虚伪的新闻记者都不会为她的想法所打动。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使公民主动和被动地武装起来，在市场、法庭、邮局、游戏场所、卧室和大街之上杀人和被人杀害的煽动性语言；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激动人心的、纪念性的语言以掩盖无谓的死亡的可悲和无奈。将来会有更多的外交辞令来纵容强奸、酷刑和暗杀。现在有、将来还会发明更多诱人堕落的、变态的语言以残害妇女，像对待任人宰割的鹅一样往她们嘴里填上她们自己难以启齿的秽语。将来会有更多监视百姓的语言伪装成是在进行考察；更多政治学和历史书的语言设想出来，目的在于使千百万百姓的苦难无由表述；更多光彩的语言设计出来，为了挑拨那些不满和孤苦的人们去侵犯他们的邻人；更多傲慢和假实验主义的语言设计出来，为了把富有创造力的人封锁在庸俗和绝望的牢笼里。
在那表面文雅、光彩和具有一定学术品位的语言下面，无论它是多么感人和诱人，藏在其肌体内的心房却正在衰竭，或许已经不再跳动了———如果那只鸟已经死掉了的话。
她曾经想到过任何学科如果不曾一定要或被迫去为陈述和辩护天下一统的思想而浪费时间和生命，这些学科的学术史将会是什么模样———排除一切的极端有害的宣讲对排他者和被排斥者双方来说都一样堵塞了理性认识的通道。
一般对巴别塔故事①的理解是它的垮掉是不幸的。都认为那塔的垮掉是语言混杂、言语不通造成的。如果有了统一的语言，便能使建造通天塔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天堂便可达到了。是谁的天堂呢？她在想。什么样子的天堂呢？现在到达天国可能是还早了些，如果没有人能有时间了解其他语言、其他观点和其他故事的话。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些，他们幻想的天堂可能就在他们的脚下。这很复杂，很难做到。是的。但那却是一幅活人的天堂景象，不是一个死后的天堂。
她不愿给她那些年轻的来访者留下语言仅仅是为了存活而存活的印象。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它具有描写讲它、读它、写它的人的实际的、想象的、可能的生活的能力。虽然它有时把人类的经验转移了，但却并不代替经验。它会转移到可能存在着某种意义的地方去。当一位美国总统想到他的国家已成为一片墓地时，他说：“世界不会对我们说什么多么关注，也不会长久记住。但它却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这里干了什么。”①他这些简单的话的与世长存品质是令人鼓舞的，因为这些话没有忽略掉六十万人死于灾难性的种族战争这一现实的重大意义。拒绝用纪念碑式的语言，不屑作“结论”和精确的“总结”，承认“无力对现实作任何增减”，他的这些话表明对其所哀悼的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的尊重。是这种尊重感动了她，使她认识到语言永远无法彻底地与生活看齐。它也不该那样。语言永远无法把奴隶制、种族灭绝和战争杜绝。它也不该变得那样自负。它的力量、妙用就存在于它试图表达那些无法以言语表达的东西的探索之中。
无论它是堂皇还是纤巧，隐晦式还是爆发式的，或者是拒绝去推崇什么；无论是开怀大笑还是无言的啜泣；那筛选出来的词句或宁可保持的沉默，一切未受摧残的语言却涌向知识而不是它的毁灭。但是谁又不清楚文字会由于提出诘难而被查禁，由于提出批评而被攻讦，由于与众不同而被抹杀呢？又有多少人被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