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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梅说，就是就是，金链子，红宝石，一颗星，一颗心，又喜气又吉利！
陈红梅这几句话太对我的心思了，这说明陈红梅比较了解我，要不然怎么能一语中的，我要的就是陈红梅所说的，又喜气又吉利！
我决定要买。我问售货员有没有质检证明，售货员说有，正规厂家生产的证件齐全，我又问能不能打折便宜一些，售货员说不行，要便宜得问我们老板。陈红梅说，叫你老板来。小姐走到柜台后面一个小套间里叫了声老板，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走了出来。这个男人一看长眼就不是本地人，一说话就更不是本地人。
陈红梅说，老板，这套首饰便宜点。
老板说，不能便宜了，没有赚头啦。
陈红梅说，都是老主顾，便宜一点嘛。
在陈红梅跟老板讨价还价的时候，我又忍不住到镜子前自我欣赏了一下，想像结婚那天戴着这套手饰和章晨站在一起，心里美滋滋的。
这时候，陈红梅喊我，来来，老板让价了，原价3600元，打折价是2888元。这个数吉利，2888，你发发发，多吉利！
从看上这套首饰的时候，我就没觉得太贵，只要物有所值，这点钱我还是不在乎的，何况是结婚的东西。一个女人一辈子能结几次婚。上班这几年，我的工资都是我自己存着，不往家里交，家里也不在乎我那几个小钱，现在拿出来花正是时候。但是，正在我想买下的时候，我突然想，这套首饰应该由章晨给我买才对。我打算嫁给他，并没有想要他的钱财，他也没有钱财，但定婚的礼物他还是应该贡献的。
我对老板说，回头再来买。
陈红梅说，都说好了，折也打了，怎么又不买了？
我说，让他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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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梅知道我说的“他”是指章晨，脸上一层说不出来的表情，过了一会才说，对对，电视里外国人都是男方给女方买，让他买最好的。
陈红梅说这些话的时候，在我听来有点酸溜溜的。
看来，这套首饰就要章晨买了。我回到家里把想买首饰的事跟章晨说了，章晨淡淡地说，买就买吧。
我说，这东西，应该你来买，送给我。定婚！
章晨笑笑，说，有这个必要吗？
我说，有。我想正规一点，因为，我第一次结婚……
章晨的脸一下子就红了。我没有想到是我这句“第一次结婚”的话剌激了他。我以为他现在手头没钱，我提出这个要求折了他大男人的面子，所以，我紧接着说，这只是个形式，我给你钱，你去买，然后你给我戴上，向我求婚。
章晨一句话没说，我以为他默认了。等我换好衣服出来，发现章晨不见了。我以为他出去办别的事去了，就在家里等他，等到天都黑了，还不见他回来。我等得实在不耐烦了，就上街去找。刚下楼，听到一阵自行车铃声响过，抬头一看是章晨。
章晨一脸严肃地向我打个手势示意我跟他一起上楼。我跟在章晨的屁股后面回到家里，章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缎面的小盒子，我一看是手饰盒。
我心里一阵欢喜，抓过来打开，一看就正是我看过的那一种。当时是打内心里感谢章晨的，但我没有马上说，我让章晨帮我把项链戴上试一试，但章晨却说他有事要回卫校去，说着拿起自行车钥匙就出门了。钥匙在他的手里发出清脆的金属的声音。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章晨会生气，会为了我让他给我买那套首饰生气。我想我一个人都给他了，我提这么一点要求，几千元钱的要求，他就会记在心里了。况且，我还说过，那几千元钱由我来给，我不在乎钱，我只在乎那首饰是章晨买来的，送给我的定婚礼物。从内心里说，我就要这种形式，女人是靠形式生活的，我是女人，我是章晨的女人，我要靠章晨给我的形式生活。
当然，我没有意识到，我要求的这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形式，对我的婚后生活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这些都是后话。
我戴着章晨给我买的项链和戒指去上班，为了那条项链和戒指，我专门穿了一件低领的衣服，我还专门修了指甲，可见，我对章晨送给我的东西是多么重视。
那天早上，我是第一个到值班室的。我到值班室的时候，值夜班的同事还在睡觉。见我来了，她们很惊讶。可能因为夜里她们太累了，除了问我为什么来这么早以外，根本没有在意我的戒指和项链。我不能怪她们，但我是很想让她们看看，让她们分享一下我的快乐。
我说，瞧瞧你们，也太懒了！
我说这话的时候，把胸脯挺了挺，把手在她们面前划了划，但是她们的眼似乎都被眼屎糊上了，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身上。我不想做得太直接，反正迟早她们都会看到的。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等待陈红梅到来。
我们妇产科值班室共有三张桌子，六把椅子。在陈红梅没来之前，我在三张桌子前都转了一圈，然后又在六把椅子上各坐了一会儿，然后，陈红梅来了。
陈红梅来到以后，打开她的柜子放包，在她低头的时候，我看见她的圆乎乎的脖子上有一种金属的光一闪。那种光，我太在意了。我在那种光闪过之后，看到一条金灿灿的项链从她圆乎乎的脖子上垂下来，垂在她白乎乎的下巴下面，在她的左脸颊的下侧，形成一条蚯蚓一样的投影。
我看清了，陈红梅也戴了一条项链，我和的一样的金项链。
我的身上像被谁刮了一样，火辣辣的。陈红梅却转过身来对我说，大痒，恁早。
我用嘴角笑一笑，走到水池边，打开水龙头，一遍一遍地洗手。我听到陈红梅和几个同事说话了，是陈红梅主动和她们说话的。
陈红梅说，看看我的项链咋样？
同事就围上去看，因为挂在陈红梅的脖子上，同事们的头就逼得很近，就有几分看不清楚的感觉，陈红梅就从脖子上摘下项链给大家看，还在她们几个人的脖子上各试了一回。有个同事，过来让我看看好看不好看。我说，好看。
陈红梅说，大痒也戴一条，给我们看看。
我说，我这不好，有啥好看的。
同事们都要看。我说，有啥好看的。
说着，我甩着手上的水，到病房去了。
有人在我背后说，大痒那是结婚项链。红梅，你这也是结婚项链吧？
陈红梅说，不是不是，不结婚就不能戴项链了？
我觉得陈红梅说的不是人话，简直就是屁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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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提前下班，回到家，我就把项链取下来，心里堵得难受，我就跑到浙江人开的那家首饰店，在那节柜台前，我又看到那款项链，价目牌上面明明写着：1200元/套。
我以为我看错了数字，把脸贴在柜台的玻璃上，那用蓝色圆珠笔书写得很工整的四位数字，像铁铸的一样，紧紧地钉在那块小纸牌上——1200元/套。
我一口气跑回家，从抽屉里拿出那套首饰，想把它扔到马桶里，但是，我一想这是章晨买的，又觉得舍不得了。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吧。
婚礼
我和章晨的婚礼定在地委招待所新建的餐厅举行的。这时候的地委招待所已经不叫招待所，叫宾馆，南洋宾馆。我们这里没有洋也不在南方，更没有南洋人来投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但这是我们这个城里规模最大也是最高档的宾馆。
在南洋宾馆办婚礼，是我一再坚持才确定下来的。按我爸我妈的意思是，领了结婚证随便在哪办一下就算了，根本没有必要办那么热闹。他们的意思我知道，他们的女儿我找了个“二婚头”，没有什么光彩的，况且他们在卫生系统里的熟人多，喜事办大了，人丢得更多。假如我找到地委哪个高干家的孩子结婚，不用我说，我妈一个人就会把事情操办大了。我妈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我对我自己的婚礼非常重视，强烈要求要办就办热闹。那时候，我就打算结一次婚的。我参加过我的同事的婚礼是多么的热闹，所以我坚持一定要办得热闹，比她们的热闹，要不然这婚就不结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我妈又发生了冲突。我妈差点又骂我是“不要脸的”，我从她准备的口型上就看出来了，但是她还是把骂我的话咽下去了。我妈摔掉一只刚咬了一口的苹果，气昂昂地回到她的房间去了。我姥爷、我姥娘、我爸接着和我谈。
我姥娘的意见和我妈差不多，只是比我妈稍微好一点，她说办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