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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是文学的精神边界，存在也是文学的永恒母题。那些伟大的文学一直在为人类的基本在场作出描述、解释和辨析——这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荷尔德林说，文学是为存在作证，但在今天，文学仿佛一夜之间就演变成了消费主义和欲望故事的囚徒，谁还有兴趣对存在进行穷追不舍的探查呢？存在已被遗忘，如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所说：“人类处在一个真正的简化的旋涡之中，其中，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彻底地黯淡了，存在最终落入遗忘之中。”2然而，真正的文学永远是人的存在学，它必须表现人类存在的真实境况，离开了存在作为它的基本维度，文学也就离开了它的本性。昆德拉称小说家为“存在的探究者”，这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提醒：“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可能性。……存在的领域意味着：存在的可能性。至于这一可能性是否转化成现实，是次要的。”3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许多作家，都把这种可能性理解成了个人经验表达上的新奇和大胆，但我以为，存在的可能性，只会产生于对人类精神的复杂性的解析之中——离开了存在的视角，精神的暗处便无法被照亮；照样，没有对精神复杂性的充分认知，一个作家的写作也无法深入存在的领域。
强调写作的存在感和精神性，这对于丰富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维度，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中国文学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历了多次文学革命，它为后来的文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今，再对文学进行任何局部性的改良都已意义不大，我们需要的乃是一种“文学整体观”，一种能真正健全中国文学维度、扩展中国文学空间的文学整体观。——当代文学并不匮乏在某一个方面（如写实，或者语言实验等）有突出才能的作家，但在文学的整体关怀方面，却有着难以弥补的缺陷。
什么是文学的整体观？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个作家的写作不仅要有丰富的维度，它还必须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传统有着相通的脉搏和表情。过去，中国文学的维度基本上是单一的，大多只是关涉国家、民族、社会和人伦，我把它称之为“现世文学”。这种单维度文学是很容易被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所利用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就不乏这样的惨痛记忆。它描绘的只是中间价值系统（关于国家、民族和社会人伦的话语，只能在现世展开，它在天、地、人的宇宙架构中，居于中间状态），匮乏的恰恰是对终极价值的不懈追求。而在那些优秀的西方文学中，正是因为有了终极价值系统的存在或缺席这一参照，才使它们真正走向了深刻、超越和博大。这点，是非常值得中国作家学习的。
因此，所谓的“文学整体观”，就是要从简单的现世文学的模式中超越出来，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来重新打量这个世界。实现文学整体观的关键，就是要把文学从单维度向###度推进，使之具有丰富的精神向度和意义空间。4
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起存在的维度——离开了这个维度，一个作家的文学观就是不健全的，残缺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加缪这样一些作家才会受到中国作家的推崇。不可否认，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等人，为整个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划定了难以超越的灵魂边界和精神限度，也为二十世纪的文学如何转向存在奠定了基本的方向。甚至可以说，凡是二十世纪比较有精神质量的作家，无一不是与这几个名字的影响息息相关。卡夫卡等人那些直指内心的文字，开辟了文学面对灵魂的新的方式，也为人类精神的探索敞开了新的道路。他们之于中国文学的意义，也许，最重要的就是使中国文学具有了现代意识，并为中国文学引入了存在的维度。所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存在”作为一个嘹亮的字眼，就一直伴随着文学革命的暗流在作家的内心涌动，它像文学的语言和形式一样受到了新一代作家的重视。
这里所蕴含的革命意义是巨大的。因为中国文学一直以来都较为匮乏直面灵魂和存在的精神传统，长盛不衰的主要是世俗化的文学，致用的文学，教化的文学，精明得很的喻世文学——也就是一种政治性的文学。其实，政治解释的不过是此在，是物质意义上的存在，惟有能将此在与曾在、将在联系在一起的文学，才是完整的、深邃的、直面灵魂与存在的文学。但历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充满强制的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之中，写作在大多数的时候必须空洞地屈从于一个世俗化的思想目标。古代的“诗言志”，“兴、观、群、怨”，当代的“文学为政治服务”，“作时代的留声机”，以及在苏联、中国流行多时的文学反映论，等等，这些文学主张几乎都是反存在的，它们所注重的是那个文学之外、作家主体之外的“志”和“政治”。文学被剥夺了直接面对存在的权利，在它与存在之间，总是横亘着“志”和“政治”。慢慢的，存在就被“志”和“政治”所遮蔽，文学也就成了一种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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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陈希我小说的叙事伦理（2）
也许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和加缪等人的名字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之后，中国文学的实用主义面貌才开始发生实质性的改变，文学才开始找回自身的属性，找回它与存在的原初关系。因此，我一直很关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等名字密切相关的作家，我觉得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极为珍贵的部分。即便有模仿的嫌疑，我们也不能抹杀他们把存在的维度引入中国文学的功绩。比如史铁生、残雪、余华、莫言、格非、北村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意义是别人难以取代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存在之旅。它使我们看到，文学原来是可以向存在直接发问的。
遗憾的是，这种向存在发问的精神，并未在更多的中国作家那里得到回应。随着世俗化和消费主义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作家似乎迎来了一个新的写作节日，他们普遍在一种轻松的日常生活中漫步，或者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物中居住下来，存在的冲突被悬置，以致真正的当代中国人的灵魂状况被简化成了一些外面的遭遇，而更内在的存在的疾病和危机，他们却保持着集体的沉默。
这样的情形令人担忧。一旦灵魂的复杂境遇被简化，一旦对存在的追问中断，中国文学就很难获得博大而深邃的人类性品格。我们过去在世俗和致用的文学中沉迷太久了，惟有存在，能够为我们提供从里面超越出来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喜欢太温和的过日子文学，而喜欢有力的、能把对人的追问推向极致的存在的文学。这就是我喜欢卡夫卡、加缪的原因。我觉得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小动物、饥饿艺术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都是最为有力的存在主义者，他们揭示出了人类存在中惊人的一面：悖谬，存在的异化，无意义对人的粉碎……在他们笔下，人类的存在是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它无处藏身。
中国文学一度也在这个背景里，通过史铁生、残雪、余华、格非、北村这些作家的努力，开始获得存在的眼光，开始知道以直面存在的方式来打量自己的生活。但更多的作家则还缺乏把存在推向极致的勇气和力量，这几乎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大限。本雅明说，“写一部小说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