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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吉还在书信中转告他杨嗣昌几句很有分量的话：“今流贼入川九股，相继就抚者七，惟献、曹二贼败逃巫山、大昌之间，局促穷山，势若游魂。倘残寇窥郧阳，走襄阳，左帅良玉当之；窥夷陵，走荆州，我自当之；窥夔关，走四川，蜀抚当之。歼灭巨寇，在此一举。国家封疆所系，各抚、镇切勿疏忽！”
邵捷春同亲信幕僚们经过一番仔细磋商，第二天亲自到秦良玉营中劳军，并同良玉商量石砫兵的开拔日期。因为粮饷困难，石砫兵和张令的川兵都不能即时开拔。过了五天以后，这两支人马才从重庆附近出发。而同一天上午，张献忠突然向巴雾河东岸的军事要地土地岭发动了猛烈进攻……
八月二十五日清晨，张献忠率领着两千步兵突然出现在土地岭的东边，而将大部分人马隐藏在一座山后的密林里。守土地岭的楚军将领张应元和汪云凤同张献忠和罗汝才打过多次仗，较有经验，也还勇敢；得到禀报之后，立刻商议应敌之策。
张应元他们都知道张献忠用兵狡诈，身边还有一个徐以显诡计多端，猜想献忠必定用一部分兵力从正面进攻土地岭，牵制官军兵力，而在鏖战正酣时潜用一部分兵力去抢渡巴雾河，只要夺到巴雾河的两岸渡口，土地岭不但失去了重要性，而且后路也被截断。
根据这个估计，张应元他们决定派出副将罗文垣和参将胡汝高率领一千精兵固守渡口，由主将张应元率领三百精兵和两千新兵守土地岭，居中指挥，而由江云凤率领一千七百精兵出寨迎敌。官军所倚恃的是居高临下，先占地利，并且从七月上旬到此驻守，已经休息了将近五十天，真正是以逸待劳。
没想到张献忠先是将一千五百人马分作两队，轮番进攻，使官军不得休息。接着趁张应元兵员疲乏，鸣锣收兵之时，派遣了二十岁的李定国去夺取官军倚靠的那个雄据隘口的小山丘，一战而建功。
张献忠攻破土地岭，目的不在占领这个地方，也不是要马上渡过巴雾河，而是要先消灭官军的一支重要力量，打破杨嗣昌的军事部署，挫伤官军方面已经余剩不多的锐气，同时大大地振奋农民军士气。
张献忠还希望，一举而打一次大的胜仗，可以坚定罗汝才跟随他深入四川内地的信心。攻破了土地岭之后，他的目的已达，所以立即下令停止抢渡巴雾河，避免伤亡更多的将士。
接着，张献忠在土地岭休兵三天，将夺得的大批粮食、骡马和各种军资运走，随后他自己也回到大昌和巫山交界的大山中，派出一支骑兵去归州界上迎接罗汝才。虽然罗汝才已经听从了他的劝告，发誓不再投降，但是张献忠对罗汝才不敢完全相信，所以必须赶快将罗汝才接回，在杨嗣昌来到夔州之前，一起奔往川北，寻找机会回到陕西，免得被包围在夔、巫之间的万山丛中。
可当十天后，罗汝才赶到时，张献忠却意外地得到了罗汝才截获的官军的一封塘报。而在这封塘报中，张献忠他们得知：秦良玉亲率三万石砫将士从重庆今夜东来，驰援大昌和夔州，约于二十二日可以开到。
九月，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农民军突击大宁境内的要冲竹菌坪，秦良玉和张令率部阻截。张令中箭阵亡，所部溃败；秦良玉的白杆兵负隅死战，几乎全军覆没。
老太太带着少数残卒逃回老家，从此固守乡土，不再出兵作战。秦、张两部失利后，其余川军更加不堪一击。张献忠和罗汝才经达州（今达县）、巴州（今巴中）一路向西，于十一月中旬渡过嘉陵江，攻克了川北重镇剑州（今剑阁）和梓潼，转而向南直逼成都。
张献忠、罗汝才流动入川，造成明朝上下一片混乱。杨嗣昌不得不离开襄阳大本营，于八月起亲自入川追剿。但他的行营和本标辎重沉冗、人员庞杂，在四川泥泞的山道上进展迟缓，根本追不上迅疾如雷电的农民军，在各处负责堵截的川军又无力抵挡。
农民军在四川长驱直入，如过无人之境，编了个歌谣说：“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四川监军道廖大亨），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杨嗣昌一面抱怨川军无能，“蜀兵之脆，将领之愚，至不堪言”，一面急调湖广、陕西各路部队入川。
但左良玉抱定了不损失自己实力的主意，对接连八次命令拒不执行，后来干脆带上部队进入陕西兴安（今安康），远远地避开农民军。陕西的贺人龙等部也拖拖拉拉，不想入川作战。最后被逼无奈终于入川，打了几次败仗，就再也不敢同农民军正面接触。
而朝廷中四川籍的官员和四川的地方官却为了张献忠的这次入川大肆诋毁杨嗣昌，说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杨为武陵人，明代属湖广省）故意驱敌入蜀，以邻为壑。
杨嗣昌连日在山间奔簸，得到的却只有前线不断失利的坏消息和四川官绅的恶言恶语，真是气极败坏。他把失败归罪于川、陕等处的官军，攻劾他们堵剿不力。
为此，对杨嗣昌绝对信任的崇祯皇帝把邵捷春逮捕治罪，最后斩首于西市。陕西总督郑崇俭被革职，后来也被问成死罪。但就在明朝方面一团混乱的时候，张献忠和罗汝才却连克什邡、隆昌等川中、川南州县，于十二月初攻陷了川南的重要城市泸州。接着又返师向北，破仁寿、逼成都、陷德阳，绕道川北东渡嘉陵江，在崇祯十四年初拿下巴州、通江，最后沿着长江北岸胜利出川，重新回到湖北。
第七百三十二章猛然出现的李自成
张献忠、罗汝才部在四川千里大游行，攻克十几座州县，队伍日益壮大。杨嗣昌惮心竭力调兵遣将，围追堵截，最后损兵折将，一无结果。
造成这种局面，除了诸多客观因素，所谓大势所趋之外，也有杨嗣昌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郧阳抚治王鳌永曾经上疏论杨嗣昌说：“嗣昌用兵经年，不能荡平贼寇，并非谋虑之不长，正因其操心之太苦。天下事，总挈其大纲则易，事事用心则难。何况贼情瞬息万变，今数千里征伐机宜，一切尽出嗣昌一人之手，文牒往返，动辄旬月，号令与事机违背，无怪乎战败之报屡闻。……臣以为嗣昌之统驭诸将，不必人人授以机宜，只需核其机宜是否确当，执其要领，去其繁琐，决策奇谋以制胜。何至于迁延岁月，老师糜饷？”
王鳌永对杨嗣昌的评论还是公允而有见地的。在自以为是、事必躬亲这方面，杨嗣昌确实同崇祯帝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在明末诸臣中的确特别聪明干练，但这种聪明干练也正是造成千里转战，调度失灵，将帅不和，军心涣散的重要原因。
而崇祯皇帝总是喜欢那些在某些方面同自己有内在一致性的臣子，对于这个杨嗣昌又难得信任到了实处，当然听不进王鳌永一类的话，因而降旨对他进行申饬，仍然鼓励杨嗣昌继续我行我素。杨嗣昌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仍然事无巨细一管到底。到崇祯十四年春天。战局终于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
张献忠和罗汝才的这次入川，完全打乱了明军围剿农民军的部署。而在这时候。因为大批的明军调到辽东作战，中原的官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而被张、罗联军这么一搅合，中原围剿农民军的形势完全就颠倒了过来。所以说，张献忠和罗汝才这最后一次联合作战，取得了极其辉煌的战果，也给了其他各条战线的农民军以有力的支持。
而在此时，趁着汝宁军的收缩战线。革左五营也运动、隐藏在了大别山地区。而见到了四周没有什么明军能够威胁到了他们，他们也将快蠢蠢欲动了。
而就在杨嗣昌正跟在张献忠、罗汝才的后面在四川进行千里游行的时候，另一支农民军在沉寂了两年多之后，又突然出现在河南地区。那就是李自成的部队。
李自成部自崇祯十一年初潜伏于川、陕、鄂边界山区，一直没有动静，明朝朝廷一般都认为这股农民已经彻底被歼灭，朝野中也流传着李自成已死的消息。但到了崇祯十三年冬季。李自成所部却奇迹般地再现，在河南西南部的淅川、内乡骠驰而过。
而李自成的出现，立刻体现出他巨大的号召力，各地的盗匪终于有了主心骨，他们与大批的流民一起纷纷地投入到李自成这股农民军中去。
最初到河南，李自成的队伍不过千余人。没过半个月，就已经过万人。一月出头，达到了几万。这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