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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仍是摇头：“我等用兵，的确要讲‘兵不厌诈’，然而用兵不同于做人。正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我若为河北之地而谋河东，那便成了背信弃义、恩将仇报之小人，纵然得偿所愿，可夜半子时，扪心自问，宁不愧煞？”
李巨川心道：“看来晋王不死，秦王是无论如何不会去夺河东的了，这却如何是好？”当下便长长地叹了口气。
王抟却笑了笑：“君子无所不能，有所不为；小人有所不能，无所不为。某意，大王今日因晋王之故，不可速得河北，也并非一定便是坏事。譬如他日，则或因今日之‘有所不为’，反得其利……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李曜笑了笑：“承王相公吉言，希望如此吧。”
李巨川见了，心道：“不成，君子可欺之以方，秦王君子，若晋王老而不死，何时是个头？我为秦王幕僚，于此事焉能袖手旁观？”当下心中便有所算计。
但算计归算计，之前的问题还要继续，便又道：“另外，大王用王宗朗与王宗儒二人为南衙禁军大将军，每人统兵万余……”
李曜摆手道：“王宗朗乃是此次平蜀之战第一个蜀军降将，此人虽然未必有什么大本事，但孤用他为将，只不过是千金买马骨罢了，算不得大事。至于王宗儒，他能趁国宝久战力竭，将之击伤，虽然未必足够光明正大，多少还是有些眼光和能耐，而且孤听闻他与王宗朗历来不睦，用他二人，正可以互相牵制。”
李巨川恍然：“此二人将镇守在……？”
李曜笑道：“一在梓州，一在遂州。”
李巨川便也笑了起来：“如此倒是妙极。”原来这两地一在成都北面，一在成都东面，他二人分别镇守，离得不远不近，只要成都再有一员信得过的大将居中，则这二人便是再有什么别的心思，也翻不起什么浪来。
“如此，某对这份军务调整计划也再无疑问了。”李巨川如是说道。
李曜点点头，道：“那么，接下来说一个万众瞩目的事儿……”他看了二人一眼，道：“自从平定蜀地以来，一定有不少人巴巴地在你们面前献殷勤，为的就是想知道，凤翔、兴元乃至两川等地，空了这许多节帅的位置，孤王究竟打算如何安排……”
王抟笑道：“大王真是法眼如炬，情形正是如此，某都有些不胜其烦了。”
李巨川则叹道：“文官都去了王相公那儿，到我这儿来的，可是颇有些武将啊……大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也难怪这些将军们着急，一下子空了好几个节镇出来，估摸着跟大王日久的，估摸着自己劳苦功高的……什么人都有。”
李曜淡淡地道：“你们也不必告诉孤王，去找你们的都有哪些人，因为……”他目中透出一股坚决：“孤王不打算在这些地方设置节帅了。”
李巨川微微错愕，王抟却是立刻反应过来，眼前一亮，问道：“大王欲收权中枢？”
“有何不可吗？”李曜扬眉反问。
王抟沉吟道：“某不忧其他，唯恐军心不稳。”
他这一说，让李曜一下子想起了宋太祖赵匡胤收兵权的事来了。
后世有史学家聂崇岐先生说：“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即罢宿将典禁兵，与罢藩镇乃截然二事。”李曜认为此说极是。
禁兵，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军队；而藩镇作为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则是各自统辖的地方部队。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强，尾大不掉，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动乱局面。但自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强藩大镇不断地带兵入主中央，改朝换代，中央禁军的兵力逐渐强大，原来军事上“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得以改观。大约自后唐李存勖灭梁以后，各地方镇的兵力，不再具有与中央军抗衡的实力，左右中原政局的，已主要是中央禁军了。但由于禁军大都是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来的，故中唐以来形成的“兵骄逐帅，帅骄叛上”的恶习不但没有多少改变、反而进一步发展为“废置天子，变易朝廷”。故各朝之兴亡，多视禁兵相背……至陈桥兵变，宋太祖黄袍加身，则更属禁兵之卖主求荣。
“陈桥兵变”后，宋太祖尽管已黄袍加身，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之类的军事政变，却仍有可能重演。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或是太祖称帝前的结拜兄弟，或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宋集团的崛起和“陈桥兵变”中均有极大贡献，是赵宋集团的开国元勋，集兵权、功勋于一身。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宋太祖的皇位正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功高则震主，权大则不测。
当然，也不能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就宋太祖而言，他是从禁军小校一步步被提升为禁军统帅的，十余年间，一直在禁军中服役，根基颇深，是禁军中的实权派人物，对禁军的向背有着绝对的控制力。就石守信、王审琦等大部分禁军将帅而言，他们虽然与称帝前的宋太祖称兄道弟，但同时又有上下级之分，大都是太祖的部下。由上下级转而为君臣，尊卑高下大致依然，不会因赵匡胤“黄袍加身”而突生不平之心。
另外，太祖继位后任命的禁军最高统帅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和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时分别驻兵河北，名位虽高而兵力有限。在京统领禁军主力的将帅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却又并非总帅，只是各掌本司兵马。这样，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的禁军将帅，均无统帅全部或大部禁军的权势。“无其势者无其心”，“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犯上作乱，实际上很难发生。
总之，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禁军将帅的反仄不轨之心虽不可不防，却又不必估计得过于严重。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偃蹇弄权。
李曜很早就有收兵权之心，特别是节度使制度，在他穿越前的课本中，就一直是藩镇割据的元凶，因此李曜对于节度使制度其实是很反感的，总想在有合适的机会之后将之铲除。而现在，他跟宋太祖当年的情况有些类似，这就让他看到了动手的机会。
虽然宋太祖那会儿已经称帝，而李曜如今只是掌握朝政却并未称帝，但他们二者有一点最大的相似之处，那就是其在朝廷主要军事力量体系中，都同样拥有足够的权威。
因此，李曜最近一段时间，一得空便思索能不能从宋太祖收兵权的办法中找到一些灵感，或者说借鉴一些成功的经验，为他自己的收兵权举动加大几分成算。
他回想了一下，宋太祖即位后，其实曾对禁军的兵权进行了好几次小规模的调整。
比如“陈桥兵变”后一周进行过一次；建隆元年秋又进行过一次。通过这两次调整，禁军殿前、侍卫两司的九个最高军职全部为赵宋王朝的开国功臣所拥有。建隆二年三月，又进行了第三次调整。这次调整，撤罢了侍卫司的最高统帅韩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罢了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慕容延钊，并随之裁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故此次调整，实为“杯酒释兵权”的先声。至七月“杯酒释兵权”，又解除了六名禁军将帅的兵权。
禁军殿前、侍卫两司，共九个高级职务，在“杯酒释兵权”以前，已有一个空缺（石守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升任都指挥使，所遗副都指挥使一职空缺），一个裁撤（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裁撤）。而七月“杯酒释兵权”后，不到半个月，又解除了六位禁军将帅的兵权。至此，原来禁军中的九位高级将帅已有八人被解除了兵权（只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韩重继续留在禁军当中，改任殿前都指挥使），可见“杯酒释兵权”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
而在“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兑现当时酒席上的承诺，也是为了安抚失去军权的禁军将帅，宋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王审琦之子。太祖当时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人嫁往释去兵权的将帅之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
这种安排，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权）一得（与皇室联姻）中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消除了“弓藏狗烹”之类的疑惧，进而以愉快而又积极的态度，主动地调整各自的社会角色，与时进退，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如王审琦为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陈桥兵变”中因“翊戴之功”而升任殿前都指挥使。建隆元年，又两度统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