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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与《中庸》、韩愈有异而近于佛教。《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按后来理学家朱熹的解释：“其未发，则xìng也，发皆中节，情之正也。”韩愈论情也强调适中，都认为情有好坏之别，不是全盘否定情。韩愈分“情”为上中下品：上品之“情”“动而处其中”；中品之“情”是七情之动，“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下品之“情”是七情之动，“亡与甚直情而行”。《中庸》和韩愈的论情，符合儒学的正统观点，《毛诗序》就说：“发乎情而止乎礼义。”主张节情而不主张去情。
《复xìng书》认为七情都是恶的，将情与xìng完全对立起来，主张去情复xìng。虽然有时也讲“情有善有不善”，但所谓的善情仅指一种超脱喜怒哀乐的圣人之情，实际上也就是圣人之xìng，所以它说圣人“虽有情也，未尝有情，情者，妄也，邪也。”其基本倾向是把人情看成邪恶。
《复xìng书》所说的人xìng，相当于佛教所说的佛xìng；所说的人情，相当于佛教所说的无明；所说的复xìng，相当于佛教所说的见xìng、觉悟。其中“圣人者，人之先觉者也。觉则明，否则惑、惑则昏。”这很接近禅宗的思想：禅宗认为无明之惑掩盖了人的佛xìng，成佛之途，只在断执去惑，由迷转悟，恢复本心，所以必须斩断一切情丝，禁除七情六yù。
但在如何复xìng的问题上，李翱却又不主张顿悟，而主张渐修，故复xìng之道在于“视听言行，循礼而动”，“忘嗜yù而归xìng命之道”；又要“弗虑弗思，情则不生”，然后才能“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寂然不动”。
他认为《中庸》所说的“至诚”，就是指这种最高境界，在这种境界里圣人的jīng神一方面“寂然不动”，另一方面又“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yīn阳。”
按照这种思路来看，李翱所阐述的弗虑弗思、动静皆离，就是禅宗所谓的万缘俱绝、妄念顿尽、无念、无住、无相，同时又是儒家的至诚、至道、神妙。李翱心目中的圣人，是儒家圣贤与佛教佛陀合而为一的形象，即其思想境界要像佛陀那样高超空灵，其道德行为又要像儒圣那样切实广大，这种理想人格已经与先儒的“修己以安百姓”的构想有所不同了，渗入了佛陀的jīng神。
当然，李翱的《复xìng书》也只是融佛入儒的初步，“本体论”与“心xìng论”的礼富内容，未能充分展来，不过他毕竟开始扬帆起航，为宋儒作出了榜样。李翱对儒学发展还有一大贡献，即在推崇孟子和《中庸》（注：这与韩愈相同。）的同时，还着力阐扬《中庸》，对后世影响很大。
清人全祖望说：“退之之作《原道》，实阐正心、诚意之旨，以推本之于《大学》；而习之论复xìng，则专以羽翼《中庸》。”这是有道理的。正是受到韩愈、李翱的启示，宋明理学家高度重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这两篇，将它们列出来，才使《孟子》由子部上升为经部，用以阐发心xìng之学。淳熙中，朱熹以《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列，称为《四书》，取得与五经等同的地位，成为儒家的经典着作。朱熹以毕生jīng力作《四书集注》，影响极深极广。元代延佑年间复行科举，以《四书集注》试士子，明、清两代沿习不变，如此《四书》的重要xìng几乎要超过《五经》，而其首倡之功则在韩、李。
总之，李翱所做的事情正是韩愈所忽略的，又是柳宗元未能认真实行的。如此，李曜忽然想到，是不是可以把韩愈、柳宗元和李翱，看作唐代儒学向宋代理学过渡的三个环节上的“三个代表”？韩愈的作用是指明儒学复兴和占主导地位的必要xìng，柳宗元的作用是指明儒学容纳佛学的必然xìng，李翱的作用是实际地进行儒学消融佛学的尝试。他们三人各从不同的角度，为宋代理学的兴起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李曜并不打算弄出个宋时的理学来，但理学虽然常为他所弃，却也仍有不少思想直接引入、借鉴。当然李曜认为可借鉴更多的，不是宋朝理学的高峰程朱理学，而是由宋朝陆九渊提出、明朝王阳明完善并达到巅峰的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的一些思想、理论如果用得好，效用可谓无穷。举个例子：rì本近代的著名军事家东乡平八郎，就为王阳明学说深深折服，随身腰牌上刻有七字“一生伏首拜阳明”。王阳明心学甚至被看做是rì本近代快速崛起的jīng神动力和思想指引。
新儒学，什么样的新儒学才是中华民族需要的？李曜听了这一场辩论之后，忽然多了一丝明了。
卷二 开山军使 第211章 掌控四镇（廿一）
Ps：本章是描写李曜“新儒学”理论的最后一章，下一章开始“秦王变法”，对这一章儒学理论没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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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灯下，大唐新晋的陇西郡王李曜正在奋笔疾书，上好的白麻纸上写满了他王右军风格的字迹。如果将他身旁放着的稿件全部整理起来，会发现最开头的一页，打头三个字是：新儒论。
按照李曜几年前就已经做好的规划，当他一旦有机会影响朝政动向之时，则要开始进行新儒学的传播，为接下来准备进行的变法改良做准备。如今时机已经成熟：作为河中节度使，吞并了原先同华节度使的关中最东面一块，坐拥潼关天险；关中第一强藩李茂贞以被自己打残，其割据地盘被自己拿下一半左右，如今邠宁、保塞、天雄三镇已经由河东集团中与他最为亲密的三名兄弟执掌，而且这三镇与河东路上连接也要经过河中辖地，河中的地位毫无争议。
变法，绝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可以说干就干。没有民心思变的局面，没有正确的变法思路，没有足够的政治基础，没有预先的物资准备，没有完整的变法大纲，没有推进的具体步骤，没有执行的得力人手，没有应变的提前预计，没有……总之缺了一条，变法都几乎可以说是等于自杀！
正因为如此，李曜才看似很突兀地号召进行了这次儒家学术大辩论，并且在辩论进入高…cháo之际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写下来，准备昭示天下。这其中的用意是非常明确的——开风气之先。
多读一千多年的历史，就多了一千多年的经验教训在脑中，李曜对新儒学的思考其实不是一天两天，当初他那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的祖父曾有颇多藏书，其中关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占了四分之一。李曜印象最深刻的几本书里，有写曾国藩的、有写李鸿章的，当然还有些袁世凯、孙中山的，其中写曾国藩的某本书中，曾说曾国藩是近代新儒家的开创者。李曜那时候正是年轻气盛之时，对任何“开创者”都很有兴趣钻研一番，于是也仔细找了些跟曾国藩有关的书看，顺带的，也就对所谓的“近代新儒家”有了一定的了解。按照那些后世的主流看法，儒学的发展，大体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原始儒学时期。时间在秦前，以孔孟曾颜、荀子等人物为代表，创始人是孔子。秦朝在他们站在儒家发展的角度看来，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过渡王朝，它存在的时间短，儒学不仅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还受到严重的破坏（焚书坑儒）。
第二阶段是官方儒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当儒学作为封建王朝意识形态之后就正式变成了官方儒学，其形成的标志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汉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并延续下去。
在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其发展也是波浪式前进的。当佛教东来，佛学风弥，道教也乘时而兴，儒学文化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和道学影响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儒学因为缺乏系统宇宙观论证反而rì益衰弱，儒学缺乏形而上学论证的弱点也rì益暴露出来。但后世学者们认为这个问题到了唐朝，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唐代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儒家经典占支配地位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于622年重建起来。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学者们出版儒家经典的官方版，重新校对和注解儒学。
第三阶段是官方“新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