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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曜知道，直到盛唐，社会思想文化结构的重新调整任务并没有完成。主要问题是儒佛两大文化系统在思想理论上的力量对比，不能完全适应中国这一时期宗法社会的国情。
一方面，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出现天台、法相、华严、禅宗、净土、律宗等若干大的宗派，高僧大德辈出，人才济济，理论学说异彩纷呈，一片繁荣景象，尤其是中国化的佛学——禅宗，后来居上，发展势头甚猛。佛学博大jīng深的哲学体系和权设方便的普及xìng说教，对于中国士人阶层和劳苦大众均有极大的吸引力，它的信徒不断增多。
另一方面，与佛教相比，儒学遇到了不景气的难题。自汉末儒家经学衰落以后，儒家文化就缺少有力的哲学层面，内部结构呈倾斜和不完整状态，它只能在政治、礼俗上占有传统的优势，却拿不出新的高水平的哲学理论来同佛学对话。
东晋南北朝时有不少初学儒者，后来倾心佛学，仰慕其高雅深邃，认为佛学的境界高于玄学，更远胜过儒学。东晋佛学大师慧远就说过：“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
梁武帝在《述三教诗》中追述自已进学的三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这是很有代表xìng的，中国士大夫阶层越来越被吸收到佛学上，在那里寻找jīng神的寄托。
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更有所发展。《五经正义》所依据的经注，半是汉代作品，半是魏晋作品，经学只在诠释上达到统一，并未开创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新义学，亦未出现儒学的大思想家，因此儒学仍未摆脱被动局面。儒家在三教中的主导地位由于理论上的薄弱而不能牢固，这在正统思想家看来不利于宗法社会的稳定。
然而佛教虽有协助治道劝化民俗的作用，但它是外来文化，若干教义与中土传统礼俗有一定矛盾，况且寺院经济、寺院dú lì不能不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势必引起儒道两家和朝臣部分人士的反对。从南北朝的夷夏之争，直到唐初，反佛的思cháo连绵不断，傅奕指斥沙门“不忠不孝”、“逃课（税）”、“避役”，就是这种反佛思cháo的例证。
韩愈，柳宗元所处的时代进入中唐，zhōng yāng政权很不稳定，藩镇割据此伏彼起；文化上三教合流已是大势所趋，而三教之间又存在着争优比胜的斗争。面对着佛教蓬勃发展的势头，许多朝臣和儒家学者，由于长期接受三教的共同薰陶，并无危机感，觉得佛儒可以并行不悖，乃至汇合沟通，共同形成社会jīng神支柱。有些人从肯定佛儒在社会功能上的互补，进而探索佛儒在思想理论上的贯通。怛也有少数人觉得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儒学有被佛学超过和淹没的危险，且将危及纲常人伦，因此力主排佛，但又找不出儒学复兴的有效途径。柳宗元是前一种思cháo的代表，韩愈是后一种思cháo的代表。
韩愈自幼chéng rén，所学以儒为主，又极重古文。“学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其业则读书着文，歌颂尧舜之道。”、“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着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韩愈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在儒学薰陶下形成的，青年时即崇信六经，服膺孔孟，对于佛、老之学相当生疏隔膜，这是韩愈后来反对佛老的思想基础。
韩愈中年思想成熟，形成dú lì见解，写下《原道》、《原xìng》、《原毁》、《原人》、《原鬼》五篇哲学论文。他有感于zhōng yāng虚弱，藩镇强大，有感于儒学衰微和佛老兴盛，认为只有大力扶树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抑制佛老，才能使人们关心家国，增强向心力，使宗法等级制得以巩固，于是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号召，独自举起了复兴儒学的旗帜，开始了他批判佛老的理论活动。
在《原道》中，他首次明确剔除“道德”的道家内涵，把它直接与仁义连为一体，云：“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贬老子为小人之道。他总结历史，认为秦汉以来，儒学真义即被埋没，而异端迭起，混乱了孔孟之道，说：“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魏晋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结果孔子地位下降，被说成是佛或老子的弟子。韩愈担心如此下去，儒学的真面目将逐渐丧失。
当然，韩愈为了醒世振俗，把问题的严重xìng加以夸大了。事实上汉代儒家经学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处在一家独尊，百家归宗的时期。黄老之学只在汉初略有优势，武帝以后变为支流，信仰者是不多的。魏晋梁隋之间，玄学佛学兴起，儒学不再独尊，但它的正统地位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朝典礼仪，军国大事，教育民俗，还是儒家思想占优势。
然而，社会生活和思想信仰出现多元并存、纷纭交错的态势，韩愈认为这是非正常状态，他还想恢复儒学的一统天下。他所理解的先王之教就是实行仁义道德，内容是：“其文《诗》、《书》、《易》，《chūn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这些就是宗法等级制度下的社会生活秩序，有很强烈的贵族气息。他复兴儒学的目标，不是回复到汉代，因为他不承认汉代经学的正统地位，他要直接上承三代周孔。
但他所列上述孔孟之道的诸目，已不是先秦儒学，而是包容了法家（刑政）在内的实践化了的儒学，所缺少的恰恰是先秦儒学最重要的仁爱化育的jīng神，把巩固体法秩序看得高于一切。韩愈有意把名教说得简明实际，目的之一是用这种人伦rì用来衬显佛道二教出世说的空疏虚妄，表明它们不合乎人情，无益于治国安民，且有害于社会，只有儒学才是社会生活不可须臾离开的大道。
他说：“今其法曰：必弃尔君臣，去尔父子，禁尔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yù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者，灭其天常，子焉尔不父其父，臣焉尔丕君其君，民焉尔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韩愈心里有个夷夏大防在作怪，处处看不惯佛教，担心它是外来的，会喧宾夺主，也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佛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华化，并不主张离家弃国，灭除伦常，只是要升人们的jīng神生命，给人们的灵魂以安顿处。
韩愈为了与佛教传法世系相抗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说，把它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主线。他认为儒家之道，古已有之，“尧以是传舜，舜以是传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以孟子之后的道统继承人自居，要效法孟子辟杨墨的jīng神来辟佛老。韩愈对异端的态度比孟子还要滶烈，不仅是理论上批判，还主张采取行政打击手段，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强制灭教政策，还想重复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已经失败的毁教行动。这在李曜看来，自然是一种文化**主义思想，并不可取。因为李曜理想中的儒学，是一种兼容并蓄，能够吸收外来文化jīng髓，不断改造自身，始终处在进步、完善中的新儒学。
回到韩愈，他在任国子博士时，写了《进学解》，再次表示兴亡继绝的决心，立志“抵排异端，攘斥佛老。”“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韩愈反佛最激烈的行为是五十岁时上《论佛骨表》。元和十四年，宪宗使人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宫供养三天，全国都处在佛教的虔诚热烈气氛之中。韩愈上表谏迎佛骨，一谓佛法“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因而不合先王之道；二谓佛法造成“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三谓佛教狂信使百姓不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老少奔波，弃其生业”，“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