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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王实际上还是第一次见到李曜，看了这个座次，才想起方才在辕门之时，此人便是站在李克用身边最近的，心中不禁忖道：“李落落已死，李存勖还在长安为质，此子莫非便是李廷鸾？想不到李克用虽是胡人，生的儿子倒真是一表人才，这李廷鸾望之便使人生出亲近之心，他如今几乎便是晋王世子，为将来计，我却要多多亲近才是。”
德王不识李曜，王抟却是识得，见他坐在这个位置，心中早已惊讶不已。唐时座次非常讲究，坐在这个位置，说明李曜在今rì这中军大帐之中，乃是仅次于李克用的第二号人物！
王抟心中怦怦直跳，暗道：“我大唐以左为尊，上席左首，必是军中副帅……虽则他此前关中平乱时，被李克用任为副都统，可那是临时作战，李克用应该只是用他之才，可此番却是何等情况？军中最讲资历，正阳从军最晚，安能一步登天，成为河东副帅？”
李克用天下神shè，虽是独目，目力却犀利如鹰，哪里能看不出这二人都把目光聚集在李曜身上，当下心中有些为自己的胸襟气魄得意，指了指李曜，介绍道：“王侄或有不知，此乃某之义儿存曜，字正阳。此番因朱全忠目无法纪，擅自出兵攻打河中，更将我勤王之军拦截在此，我yù击破此獠，已命正阳为行军总管，指挥大军。”
这话一出李克用之口，德王与王抟同时大惊：天下第一名将李克用竟然将大军指挥权交给了别人！
德王脑子里第一反应是：难道李克用真要把毕生基业拱手送给外人？
王抟却比他脑子清楚，同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马上便想到：“想必是因为如今晋军与汴军隔河相对，李克用指挥骑兵的优势发挥不出，所以将指挥权转交给了李正阳。只是……李正阳难道便能变出一支水军来，渡河击败朱温？”
李曜见李克用介绍了自己，自然不能失礼，再次见过德王与王抟。德王连忙回礼道：“不敢不敢，王兄切勿多礼。”
李曜第一次听到“王兄”这个称呼，还有些不习惯，转念一想，如今自己是李克用养子，这么算起来倒也的确是跟德王一辈，他叫这一声，其实也没错。只不过李克用假子甚多，想必德王肯定不会逮着谁都叫王兄，这一声“王兄”，实际上是冲着自己在河东军中的地位叫的。
双方寒暄完毕，李克用设宴款待，他只管敬酒，根本不问二人来意。但德王毕竟年轻，城府远远不够，见李克用一下子说平庞勋之战，一下子说剿黄巢之事，就是不提眼前的战事，终于憋不住了，道：“王叔，寡人此来，乃为宣诏。”他是李晔长子，虽然没有正式册封太子，实际上早被人看做太子，唐朝太子严肃场合可以自称寡人，他此前一直自称侄儿，此时忽然自称寡人，显然意思是说：王叔，该说正事了。
果然，李克用一听，立刻坐直身子，放下酒杯，收了笑容，肃然起身，走到下首微微弯腰，道：“请天使宣诏。”他被御赐“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因此不必下跪领旨，只是微微弯腰示意。
不出所料，这道敕旨的宗旨是和稀泥，也就是劝谕李克用与朱温罢兵休战。不过总体来说，这道敕旨如果真能生效，基本上是对李克用有利。因为李晔在敕旨中的要求是双方都退出河中，河中仍由王珂镇守。
李克用于是领旨，不过他结果敕书后却问道：“陛下既然有旨，臣岂敢不遵，只是臣愿遵旨归镇太原，朱全忠却未必肯轻易退回汴州，不知陛下对此可有明谕？”
德王看了王抟一眼，微微一笑：“王叔不必担心，某与王相公还要再去一趟蒲州面会东平王……至于王叔所虑，圣人也有考虑。”当下又拿出一封敕书递给李克用。
李克用见他不宣旨，微微有些意外，接过之后，仍看着德王。
德王笑道：“王叔何不一观？”
李克用见他这般说了，便将那敕旨摊开来看，原来那敕旨却是一封墨敕，乃是授予河中节度使的一封墨敕。然而对于这河中节度使究竟要授予何人，这封墨敕之中竟然将那姓名之处空着。
李克用身居高位久矣，自然知道这意思，那是说：河中节度使之位，由你李克用来决定！沉吟片刻，李克用忽然转身，将墨敕递给李曜，给他使了个眼sè。
李曜一时不知李克用这是何意，接过墨敕一看，心中顿时明白李晔的用意。
唐代的墨制是天子或近臣以墨笔书写，由禁中直接发出的政令，因不加外廷诸省的署名和朱印，故称墨制，亦有墨敕、墨诏之名。唐代有严格的政令制定、运行和相关档案的管理制度，而墨制是天子未与宰相商议，不经中书起草、门下审查、尚书执行的正式颁诏程序而直接发出的诏令，因此成为一种非正规的，但又十分灵活的政务处理方式，可以更直接地体现和更便捷地传达天子意旨，对臣下和有司而言同样具有无上的权威和法律效力。墨制或是直接下达的天子旨令，或是对臣下表状的批答，承担着理政、除官、慰劳、赏赐、通关等多种功能。但至晚唐时期，墨制的内涵与外延均已发生变化，成为臣下专权某事或地方行政施令的权宜形式，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政令特xìng。
唐代“王言之制”有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rì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等七种形式，分别承担不同功能。武则天时为避讳改“诏”为“制”，故唐朝天子政令多云制、敕。这些制敕又大体分为制书、敕书两大类，一般大事用“制”，次之用“敕”。可见，唐代正式政令之中并无墨制之名。
须知唐代政令的发布与管理是十分规范的。制敕由天子授意准可，经中书省草拟、门下省复核之后，原始文本由门下省存档，门下省更写一文本，加盖门下省印，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接到该制敕的第二份文本，再进行存档，复写第三份文本，加盖尚书省印，交于各部或有司施行。
而墨制“出于禁中，不由中书门下”，因此，墨制的合法xìng遭到质疑。武则天时，宰相刘祎之就因力争“不经凤阁（中书）鸾台（门下），何名为敕”而获罪。唐德宗贞元三年，陆贽上《论翰林学士不宜草拟诏敕状》论云：“伏详令式及国朝典故：凡有诏令，合由于中书。如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须承受。盖所以示王者无私之义，为国家不易之规。”可见，天子诏令“由于中书”是“无私”，而“墨制施行”则被视为“私”；“所司不须承受”则反映了朝臣对墨制的抗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皇权滥用的约束。
至晚唐以来，大唐王朝已是江河rì下，天子在各种危机的应对及处理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以致皇权rì衰。在这种背景下，墨制成为天子授予权臣临时对某事负有专权的代名词。其中，尤以唐末黄巢起义为转折。唐僖宗中和元年正月，“诏（淮南节度使高骈）刺史若诸将有功，自监察御史至常侍，许墨制除授”。唐廷授高骈诸道行营兵马都统，许墨制除官，但又限定职权范围，这应被视为权臣开始掌握墨制之权的开始。
黄巢攻占长安后，僖宗入蜀避难，在中和元年三月以凤翔节度使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凡蕃、汉将士赴难有功者，并听以墨敕除官”。同年七月，僖宗又以宰相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许其“自辟将佐”、“便宜从事”，王铎先后以墨制授孟方立、李克用、朱温、王敬武等人官职。此时的墨制，其实是天子在特殊时期授权某臣专司其事的临时xìng办法，权力一般限定于宰相、重镇节度使等权臣自行任命官吏。因由某臣代行天子之权，故多称“承制”。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晚唐国家危难、朝命难达的特殊时期，主要是为应付变乱、激励部属所置。这种行令选官方式因无皇帝朱批，因此以墨制形式存在和运作，须待政局恢复正常之后，重新表奏，得到天子准可，再由朝廷正式任命，发给告身，由有司备案。
晚唐以来，朝廷政令不行，藩镇跋扈妄为，zhōng yāng与地方分权矛盾凸显，而皇权已大不如前，大多仅存于形式或名义上。针对于此，地方割据势力多采取先自作主张，然后表奏获准的方法。这种政令运行方式实际上是藩镇幕府自行辟官权力的延伸。唐代使府的幕职僚佐本来由朝廷配置，后逐渐发展到由府主自行辟署，以奏荐形式得到朝廷确认即可。但朝廷对幕府奏官权力是有一定限制的。唐末节度使每年只“量许五人”，团练使“量许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