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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自无不允，周大锤子甚至笑着拍了拍憨娃儿的肩膀，赞道：“憨娃儿这兔崽子，某实深知。吃得比牛多不假，可那力气啊，却也不比牛小！有他鼓风，某可安心。”
赵钢也点头赞同：“憨娃儿力气甚大，做这等事，正得其所。”
李曜笑着道：“如此便说定了，时辰不早，二位早些回去歇息吧。”
赵钢和周大锤子便行礼告辞，李曜拱手相送，待二人出了小院，才回头对憨娃儿道：“憨娃儿，今日制成这剑，你有功劳，许你的腊猪肉，少不了你的，明日我便与厨子去说。”
憨娃儿喜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傻笑。
李曜又道：“你今日也吃好睡好，明日制那钢槊，赵周二位的技艺当无差池，剩下的，可就看你鼓风煽火的本事了，要是力气不够，炉温不能稳住，我可是要罚你的。”
“曜少爷，俺省的，要说别的事，俺还不敢乱说，要说力气，俺只要吃饱，谁都不怕！”憨娃儿拍着胸脯保证道。
李曜轻轻一笑，点了点头：“好，既然你有信心，那就这样吧。去牵了马来，回家了。”
憨娃儿应了一声，跑着去了——
“少爷，今晚不看书么？再过两日，西席先生要来查验功课，如今少爷白日里这般忙碌，晚上再不温习一二，届时先生考校起来，万一应对之下有所差池，只怕老爷不喜。”赵颖儿一如昨日，早已在李曜用餐的时候便在他房间里生了火，此刻见李曜进来，便说了这么一句。
李曜一怔，才想起自己也算是这个时代的读书人。不过唐时科举与明清差异极大，他如今并无什么“功名”在身。要说起来，唐朝科举上承隋制，又别有发展创新，在中国科举的历史上有重大影响，但是与明清那种科举，却有很大的差别。
比如说唐代读书人要夺状元，不像明、清诸朝那样，先经县、州、府筛选，再经各省筛选，然后参加国家级考试：通过会试定一回名次，再通过复试定一回名次，再通过名义上由皇帝出题的殿试、十来位重臣“公同阅卷”、公推出前十名，由宰相在皇上面前“读卷”，最后由皇上“钦点”状元、榜眼、探花。
唐代一般只在几个大区稍微认真地选拔一次，合格者便可直接参加“省试”（名义上由尚书省主持的全国性考试，相当于后来的“会试”），其录取人选与各人的名次全由知贡举一人确定。知贡举一般是三年一换的，有时一年一换，各人的学识、品性、心态不一，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个统一的标准。而且考卷不糊名，有时尚未开考，而名次已定，更有强要状元、自定状元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的状元实际最多只相当于明、清的“会元”（会试第一），甚至连会元都不如。因为明、清诸朝科举考试已是主要的选拔官员的途径，筛选层次既多且严，参加国家级考试的人数亦远远超出了唐代（唐代应考的举子多则2000人，一般每年1000人左右，而明清读书人参加科举不仅人数则极为庞大，录取比例自然很小，而且会元的确定有极严格的程序，一般不是哪一个人说了能算数。
不过，也并不是说明清的科举就在所有的方面都比唐时先进，至少从科目广博上来说，明清对比唐时，那是天差地别。
隋设科举之时，以明经、进士两科取士。唐朝沿袭隋制，并有进一步的发展。由于国家制度的健全，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的兴起，要求提高社会地位，获得参政机会；李唐朝廷用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办法，以此选拔合格人才，提高官员素质和笼络士人等。
考生的来源有从国子监来的“生徒”和经州、县选送的“乡贡”。先由礼部考试录取，再经吏部考以身、言、书、判，合格后始能授官。
李曜穿越前逛某些历史论坛时，经常对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放肆狂喷，就是因为唐时广博开放的科举思想到了明清时节，便被人为地搞得完全走了样。
唐时的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唐代考试科目又分常科和制科，每年分期举行的叫常科，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有：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俊士科，明法科，明字科，明算科，一史科，三史科，道举科，童子科等50多种。其中秀才一科，在唐初的要求极高，很少有人能通过，譬如太宗李世民时期，就有一科考完没有一个通过秀才考试的记录，可见其难度之高，因此秀才科逐渐废弃。俊士科则不常举行。考试的方式有：口试，贴经（填空），墨义（相当于口试的笔试化），策问（论文），杂文（诗赋）。
明经科的内容：9部经书，《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不仅仅是6经，另外，《孝经》、《论语》为必考。明经科的考试方式一般只是口试，贴经（填空），墨义。一般只要对经文以及注释，记忆背诵熟练，就可中试。
再看进士科。进士科原来只考策问，后来加上贴经（填空），杂文（诗赋）。贴经只贴大经，即《礼记》、《左传》。再加上贴《老子》，十个问题中能答上四个即可合格。杂文要求诗赋各一。策问要写五篇。策问主要是对时下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政务、漕运、盐政等等方面提出问题并作回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士科一般取中很难，录取率只有1％…2％，因此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称。唐前期每科进士只取十几人，后期也只取三十几人。大诗人孟郊当时考中后，欣喜若狂，作《登科后》，其中有一名句流传千古：“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遍长安花”，可见其难，可见其喜。
至于其他，再有：明法科，国家选取司法人才，范围为律七条，令三条。明字科，文字理论及书法，考《说文》、《字林》。明算科，考数学，范围很广，选数学人才。一史科，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任选一，考贴也考策。三史科，《史记》、《汉书》、《后汉书》均考，主要是选拔历史方面的人才。道举科，考《老子》、《庄子》、《列子》。童子科，十岁左右的童子，考《孝经》、《论语》……等等。
因为这些原因，李曜当初便一直感叹：看看人家唐代科举考试的范围有多大！从经文到时事政治、经济、制度、军事、法律、盐政、漕运、历史、数学、文字学等等，而且不仅考儒家的东西，还考道家的东西。
他甚至觉得，和那时的科举相比，后世的高考也不过如此罢了。
如此一来，考试范围非常广泛，要学的东西也非常多，不仅儒家，还有道家，及各种经史都考，还有诗词歌赋，并且非常重视策问，也就是考治国方略。李曜觉得，这样的考试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来。而且，常科登试后，还不能立即做官，必须经吏部的考试，叫选试，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
这选试也很难，譬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韩愈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没有通过，只好去刺史那里做幕僚。可见这是一个多么严格的选才制度。
当然这样的科举，由于考试范围极大，有很多科目又不可能有什么“标准答案”，以至于考试成绩的公正性就难免有些不易确保，因此到了明清时节，为了保证所谓的“公平公正”，便逐渐兴起了八股之风。
只是李曜对此很是不屑，认为这是因小失大，仅仅因为要一个更标准的答案，就把整个科举取士的初衷都改变了，八股文写得好与能不能治国牧民有什么必然联系？这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
不过此时赵颖儿提到这件事，却让李曜心中一动：“我既然是读书人，以我家现在的实力，活动活动，拿个贡举的名额，应该是再容易不过了。那么我如果去参加科举，是不是可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