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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座，今早又抬出去十几号弟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士兵们大都是西北一带的人，在这潮湿闷热的南方根本呆不住。目前日寇侵占我东北，官兵们的抗日情绪很高涨，趁此机会还是要想想办法啊！”
望着这位自己亲自从吉鸿昌那请来的参谋长，孙连仲一时不知如何作答。许久，才说道：“恩博！你爱兵如子弟，我是理解的。谁叫我们是人家的败将，被人家不当人，拿来当枪使啊！你也知道，杂牌军都这样儿，当今粮饷只领到六成，弹药又不给补充，发下来的药，不是假的就是过了期的，照此下去，我也急呀！”咽了口茶，孙连仲皱着眉头继续说道：“这次北上不成，委员长咋发来电报，硬是要先剿共、后抗日，一句话，就是要我们死也得死在宁都。语气非常强硬；能有什么办法，咱们能不遵命吗！这些天焦虑上火，牙又犯病，明天我要到上海去治治，这里的事就全拜托你了！”
赵博生摘下眼镜来擦了擦，不紧不慢地说道：“总座，这么大一摊子，我怕收拾不了……。”还没等讲完，孙连仲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老弟，自冯先生（西北军将领对冯玉祥的尊称）下野，咱们便成了没奶的娃儿，带着几万弟兄能混到现在实属不易。你看看现在军中的将领，董振堂、季振同他们能打，可是太猛浪，重用不得；李松昆、王恩布等人虽听话，却平庸至极。唯独你，能文能武，能屈能伸，我是充分信任你的，能担此重任。我走后你就放手干吧！我已安排下去了，你不用操心……”
从指挥部出来，赵博生摇了摇头，内心骂道：“真是个老滑头！”
他径自来到梅江边，找了块草地坐了下来，静静地望着远处高耸的翠微峰，他又想起了以前西北军时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那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冯玉祥请来了共产党人帮助其治军，分任西北军各部政治工作负责人。刘伯坚便是他最倾佩的一位好朋友，他总觉得共产党人身上仿佛有一种特有的磁力，深深地吸引着自己。当时的西北军中盛传着一句话－－－“听刘主任一次演讲，可抵三月饷”。只可惜，那段岁月太短暂了，“宁汉合流”后，冯玉祥也跟着开始在军中清党，刘伯坚、邓小平、王一飞、刘志丹等著名的共产党人被迫离开西北军。当时的他感到很失望，很茫然。对冯玉祥的背信弃义，非常不满，常常当着士兵们说：“我每天都准备着死，在未死之前，活一天就得坚决为工农穷苦群众奋斗一天。”
不久；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四大军事集团开始了对权力、地盘、地位、利益的明争暗斗，矛盾日益加深。终于在1930年4月1日暴发了著名的中原大战。这场国民党内部的军阀混战双方共投入了一百多万军队，持续了半年之久。这其中冯玉祥的讨蒋主力——西北军，更是倾巢出动。大战前期，蒋介石的中央军被打的节节败退，连蒋本人都差一点儿成为西北军的俘虏。可至大战后期，雄居东北的张学良通电拥蒋，并下达东北军入关的命令。倾刻间，几十万东北军杀进关内，这无异于在西北军的背后捅上了一刀，再加上蒋介石的分化和瓦解，二十多万西北军开始纷纷倒戈。失败和挫折令赵博生倍感失望，正应了刘伯坚主任临走前对冯玉祥说过的那句话“总司令既已决定与蒋介石合作，说明我们之间已志不同，道不合，只有分道扬镳。既然这一天来了，但请总司令记住一句话，同蒋打交道，终有一天是要后悔的。”
现在下野的冯玉祥岂只后悔呀！也就在那一刻，赵博生才觉得共产党的正确和伟大。
当时正值西北连年大旱，无数农民生活无着，流离失所。打了半辈子仗，什么也改变不了，他悲愤不已。于是挥笔写下一首《革命精神之歌》，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立志救国的决心。歌词写道：
先锋，先锋，
热血沸腾。
先烈为平等牺牲，
作人类解放救星。
侧耳远听，
宇宙充满饥寒声。
警醒先锋！
个人自由全牺牲。
我死国生，
我死国荣，
身虽死精神长生。
成仁！成功！
实现大同。
大战前夕，他曾派人去上海找过刘伯坚、找共产党，可惜未能找到。一九三一年四月，部队进驻宁都后，他又亲自去了上海一趟，仍未如愿。面对此时的局面，二十六路军二万余将士如同是坐在了火山口上。前进，是他所不愿见到的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敌；后退，则有蒋介石在广昌的嫡系部队阻拦。困守在此也不行，二十六路军多系北方人，在这霖雨绵绵的南方山区水土不服，加之疟疾流行，长此下去早晚得病死光。想到这里，赵博生深深地叹了口气，缓缓起身，踱步回营。
这天晚上，两个青年军官吃罢晚饭，照例来到总指挥部电台听新闻广播，他们是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和副团长苏进。走进机房，里面已挤满了从各部赶来听广播的军官。当听到日本东京的新闻时，正播告着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三省的战况，喧闹的屋内迅速安静下来。战况中说到日本军队昨日攻占某城，今日攻取某地，言辞狂妄，口气嚣张，大家听了无不义愤填膺。接着又转到南京中央台，听完更是让人气破肚子，广播说只是日本军队少数人在寻衅闹事，不是发生战争，要国民忍耐退让，抱不抵抗主义；继而又一味依赖国联，盼望国联作出公断；最后是蒋介石亲自发表的演说，还是那套“攘外必先安内”和“不可轻言抵抗”的滥调。
黄中岳性格爽直，扯开嗓子大骂道：“安内，安内，安个屁！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里来了，咱们还在窝里斗！国联，鬼才信呢！有个屁用！”随后一扭头说：“老苏！不听了，走！”
回来的路上，他们走走停停，不时地用手电筒照着街边红军留下来的标语看。
“共产党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党！”
“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
“穷人不打穷人！”
“士兵不打士兵！”
“联合红军；北上抗日！”
………
来到团部，谁也没进去，两人就蹲在门口的台阶上，默默地抽着香烟。许久，黄中岳指着街对面墙壁上红军写的一条标语对苏进说：“‘纪念巴黎公社！’，共产党写标语很有讲究哦！连标点符号也不漏掉。老苏啊，巴黎公社是什么意思？”
苏进以前读过不少马、列的书，回答这个问题可谓小事一桩，但怕讲得太透彻，会引起黄的怀疑，于是便含糊回答道：“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与马克思有关的巴黎公社起义吧。”
黄中岳也许看出了苏进的疑虑，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站起身说：“共产党就这点好，说什么就干什么，国民党他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
几天后，宁都城南出现一支人数不详的红军游击队，往城里打了一排子弹，守城部队仓促进入阵地，如临大敌，而后游击队又悄然逸去。虚惊一场之后，黄中岳突然问苏进：“老苏，红军要真的来进攻，你看我们能不能守得住？”
“你看呢？”苏进没有回答，却反过来问他。
“我看，不一定守得住！”黄中岳坦率地摇摇头说。
“那该怎么办？”苏进又问道。
“你说呢？”这回黄中岳反过来问苏进了。
“我看，你去找季旅长，商量一个办法。”苏进冲黄中岳挤挤眼，含蓄的说道：“天无绝人之路，守不住有守不住的办法嘛！”
“嗯。”黄中岳点点头，会意的笑了。
二、中共特别支部
二、中共特别支部
宁都城北的一条大街上，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人流中几个国民党青年军官大摇大摆的进了一家小酒馆，走在最后的一位将手中拎着的鸡递给上前招呼的老板，因系熟客，老板热情地带他们上到二楼，待客人们坐定、茶沏好之后，老板轻轻关上门，下楼杀鸡去了。
这几个国民党军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的成员。他们分别是七十三旅旅部参谋刘振亚（中共特支书纪），总指挥部的王超（党中央特派员），七十四旅的李肃（组织委员）、七十九旅的袁血卒（宣传委员）和刚入党不久的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其中的王、袁、李三人是受中革革军委的密派，于五月下旬在宜黄打入该军，开展旨在争取该军起义的兵运工作小组。
今天秘会的议题是研究如何争取参谋长赵博生的问题。王超首先对赵博生的情况作了分析：“据我了解，赵博生是西北军中少有的倾向左派的将领，当初国、共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