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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我！他和他的事业需要我。他召唤我，我应当做好他期待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他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认为我可靠，他信任我。我不能使自己敬佩的利杰尔为难！”17岁的索洛马京高兴得心花怒放。
他哪里会知道，利杰尔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得了。利杰尔真的高升进了市委员会，并且现在确实主管高等院校的工作，他非常需要一些志同道合者，这些人将把各高等院校的共青团工作提高一步并使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可是他却把召集一大帮志同道合者的工作委托给了自己一名走卒去干，因为他本人忙于更加重要的事情，这名走卒开始搜集人员资料。关于索洛马京，人们对他说道：遵守纪律，完成任务好，有组织能力，性格稳重和有自制力。而主要的是利杰尔本人了解他，他们曾多次见面，彼此是能够说得上话的人。
索洛马京顺利通过考试，被建筑学院录取。学院很快就接到了从市共青团委员会打来的一个推荐电话：你们学院一年级有位大学生，他叫索洛马京·维亚切斯拉夫，我们殷切希望你们让他担任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并让他参加学院共青团支委会的工作。从市团委打来的这个电话被视为不容违抗的决定，根据利杰尔下达的指示，索洛马京马上就参加了工作，把市高校的所有积极分子召集到一个很大的会议厅开会。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后来的生活经历正是按照这样的一种模式进行的。利杰尔前进和高升，每次他都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班子，这都是他能够信赖的人。但远非每一个人都能跟随利杰尔升迁。在利杰尔领导的部门范围内，有的人调换了职务和单位，有的是利杰尔利用担任的工作职务之便带来的人，他们却不想改变工作环境和居住地点，没有跟着得到新的任命的利杰尔一起走。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拒绝跟随利杰尔走，有部分人愿意跟随他走并且一切都从头开始做起。但是，有些人搬了二三次家或者改换几次工作后就不想再折腾了。只有索洛马京依依不舍地紧紧跟随着自己心目中的这个领袖人物。从他进入建筑学院的那一天起人们就知道，他是利杰尔班子里的人。在遇有新的工作调动时，会有另一位走卒再次找到索洛马京，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后来还是这种情况，人们始终寻找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利杰尔班子里的人，先到技术局任职，接着又到了技术管理局，都是追随利杰尔而来的。这样，大家自然把他看成利杰尔的人。
可是利杰尔仍然不记得他姓什么，甚至连他长得什么模样都淡忘了。人员的任职命令也都是由他的走卒和助手们起草的，利杰尔充分信任他们，既不认真地看一看也不深入地想一想就在命令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贡献出毕生精力，为自己的利杰尔服务，为这位具有忘我精神的忠诚的人服务。45岁以后，在他身上突然萌生出虚荣心。他痛苦地感到，利杰尔没有看到他的功劳，因为那些不知羞耻和能说会道的人总比他爬得快。而他索洛马京则始终认为，诚实地做好所领受的事情并且不到处吹嘘自己的成绩是自己的义务。他始终等待有朝一日，这天眼看着就会来临，利杰尔注意到了他并说：“好样的，索洛马京，索洛马京，我同你一起走过了整个人生的道路，我们肩并肩地前进，你始终是我可靠的支柱。如果没有你的帮助，那我也许会一事无成。”不言而喻，说出这话的条件应当是，要使全国都能听到这个话，而不是只说给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一个人听。能做到这一点，索洛马京也就知足了，他不认为自己的日子白过了。但是不知何故，利杰尔就是没有说这个话。
现在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在总统办公厅担任一个不大的职务。他仍旧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加期盼已当总统的利杰尔能够发现他、重视他。由于经常搬家或者工作地点的不断变动，他忍受了多大牺牲，舍弃了多少套条件优越的住房，又有多少起妻子的丑事令他伤心落泪，这些事谁人知晓？只有有朝一日他成了总统的心腹，成了全国闻名的人，他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他的一切努力才没有白费。
可是在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索洛马京没有来得及亲近利杰尔，但也只差一点点了。现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总统换届选举上，为此应当加倍努力。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毕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他并不指望其他人。后来，他真的成为利杰尔的忠实走卒，并准备为他献出一切。
自从索洛马京第一次以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利杰尔的班子后，他几乎总是负责与科学和教育有关的工作部门。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受某人的意志支配，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无论索洛马京追随利杰尔到哪里，他总是从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方面的工作。在这些单位里，他不是担任干部处处长或者专职党组织书记，就是负责抓党的机关系统的工作。因此，为了在竞选中向总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针对车臣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而没有把精力花在经济问题上。在首都各科研机构里，他同各方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交际甚广，这也是他的一个有利条件。整个工作将由科研机构而并非总统下令成立的小组来完成，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对此并不怀疑，研究车臣问题迄今为止还停留在前苏联停滞时期的水平上。
接着他必须在即将为总统委员会小组工作的研究所和那些为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们出谋划策的人之间作出选择。总统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数人不是公务人员出身，而是学者、专家、鉴定家，还有院士、教授、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人权战士和法制国家的捍卫者。索洛马京清楚地知道，他无法驾驭这些人。
而同部长们打交道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许多年前曾在首都莫斯科市党委会的机关工作过，他所在的这个处正好是领导科研工作的，这使他清楚地了解莫斯科市各科研机构的情况，他相当准确地知道，他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应由哪个部门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所大部分隶属于强力部门的部长们。研究车臣问题，首先当然要由隶属于国防部、内务部、联邦安全局和紧急状态部的各研究所负责，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些部门中，不论它们以前的名称如何，党的监督作用产生的影响始终是特别大的，在这里找到一些熟人，对索洛马京来说不会有任何困难。绍利亚克还没有出狱，正在狱中度过出狱前的最后的日子，而此时索洛马京已经了解到了有关情况。对实现他的目标来说，最有希望提供帮助的是两个研究所，其中一个隶属于内务部，另一个则隶属于紧急状态部。在这两个研究所里工作的有调解冲突的专家，而类似于车臣危机这种问题，是由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法律学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集体进行研究和写作的。总而言之，这两个研究所对车臣问题进行了综合、广泛和认真的研究，更不用说那些由政府成员管辖的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了。
接下来就需要确定，这两个研究所中的哪一个取得成功的把握性更大。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知道，应当从哪些方面考察并根据什么条件下结论。其中一个研究所的领导班子由老练的人员组成，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在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时占统治地位的原则是：第一个报告情况的人就是反应比较敏锐的人，而经常报喜的人就能成为红人儿。除了上述两条原则外还有第三条原则，一般说来这条原则实际上与第一条类同，这就是爱打小报告的人吃香。
另一个研究所的首长（他们就是首长，而不是所长，因为这两个研究所都隶属于军事化的部门，并且它们的工作人员都佩戴肩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