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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江淮大地的人民大范围受灾，百姓已缺粮断炊，而地方的官吏们为了虚报政绩、讨好上级，以利升迁，便隐瞒了灾情，置人民生命于不顾。不仅如此，还反过来逼迫百姓们交粮卖米。包公了解到灾情后，就给皇帝写下了《请救济江淮灾民疏》，要求立即纠正不法官员误国害民的行为，并予严惩。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包公被江淮人民称为“再生父母”。现在仍然在上海地区上演的戏剧《陈州放粮》就是根据这件事编写而成的，并非凭空设想。
劝止食盐专卖法
在公元1042年，宋仁宗实行食盐官营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多的弊端。由于工作非常辛苦，食盐极为沉重，致使很多的差役、士兵、牲畜都不堪重负，人则逃亡他乡，牲畜累得常常倒地而亡。食盐供应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也影响了人民生活。
包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专门去了陕西的解州（今山西运城）考察民情，并及时上奏朝廷，请求废止官营专卖制度，让商贩们自由经营，国家可以收税增加收入，这样就可以双方获利，百姓也方便。
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施行新的食盐通商法后，国家的收入不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很多，人民也不再为吃盐而犯愁了。稍后的北宋政治家、科学家沈括也对此制度赞叹道：“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
纠正地方弊端
在公元1045年，包公奉命出使辽国，在途中，他发现负责迎送外交使者的三番官员常借机在沿途勒索百姓和地方的官员，边界的人民不堪重负，叫苦不迭。包公赶忙上奏皇帝，请求大大缩短三番官员在边界的停留时间，严禁吃请送礼。仁宗采纳了包公的建议，下诏实行，很快，边界人民的负担便减轻了很多。
一颗时刻为民的心时刻留心民间疾苦，而不是时刻看着上司的脸色，这是包公和许多官吏（包括贪官污吏）的最大区别。时刻记着人民的人人民也会时刻记着他的名字，而且是永久的，历史性的，这就是流芳百世。
在公元1049年，包公出任三司使财政官，更是时刻关心着民间疾苦。他曾说过：“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只有减轻百姓负担，才能长治久安，利国利民。因此，包公上书给仁宗皇帝，要求罢掉“天下科率”，减轻赋税。在他巡视山西室，发现漳河两岸的邢、洛、赵三州（现在的山西中南一带）万顷肥沃农田却被当成军马牧场使用，不准种粮食。但是，军粮却从外地远道运来，费时费力又耗费国财。包公立即上书请求归还耕地，仁宗很快也下了诏书。结果，粮食、马料都得到了解决。在这可以看出，敬业精神、爱国精神也是包公和其他官僚很大的区别。
为民不畏权势
在出任开封府后，在为民谋福去害方面，包公一如既往，从来不因为权贵当道而后退半步。当时，开封是北宋的首都，黄河的支流惠民河从城中穿过。很多权贵便在河的两岸占地营造宅院，还将河纳内的田地霸占，又营建园林，致使河道越来越窄，阻塞了水流。到了夏季多雨季节，常常发生水患，给京城的百姓带来了灾难。
包公经过实地调查后，立即调集人力，全部拆除了非法建筑。对于伪造地契、弄虚作假、拒不拆除的立即严惩，并上报朝廷，撤其官职。包公铁面无私，雷厉风行，在很短的时间里便从根本上清除了这一人为造成的水患。
官府改革 便民诉讼
包公还进一步改革了开封府的官衙旧习气，为民谋福。按照宋朝法律，到衙门里告状的人不能直接到官吏面前递交诉状，要由下属“门牌司”来转达，这使许多百姓受到刁难勒索，敢怒而不敢言。包公到任之后，马上撤去了“门牌司”，让人将衙门的大门敞开，允许百姓直接到公案前陈述递状，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官府小吏们对百姓的盘剥。因此，《宋史&；#8226；包拯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在当时，连妇女和小孩都知道他的名字。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包待制”，还送给他一个绰号“阎王爷”，以示敬重。还有一句民谣在京城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就是说，打官司如果没有钱打通关节，会有包老为你做主。此外，这句话还隐含着一种意思：说情、拉关系、打通关节的事，根本到不了包公那里。
万世景仰的人
包公一生俭朴为民，从不贪求百姓一点钱财。在端州任知县时，他改革弊端，每年只收取贡品数的“端砚”，绝不加码以压百姓。而前几任的县令都是肆意加上几十倍的数目，从中大取民财。到包公离任时，案头也没有一台当时全国闻名的“端砚”。百姓们特意精制了一台送给他，包公婉言谢绝，“不持一砚而归”。
如今，包公已经成了清廉正直官吏的代名词，外地的游客到了合肥，都要去看看包公祠，怀念这位名垂千古的人民“公仆”。合肥市南门外的“包孝肃公祠”，即后人为纪念他的英明而建的，祠旁还专门凿了一眼井，百姓称之为“廉泉”，清朝人李国蘅说：“孝肃祠旁之井为廉泉，不廉者饮此头痛。”后人称赞包公“正气大名留宇宙”，“道直千秋同岳峙”。
包公之所以世代受人崇敬，原因就在于他爱国、爱民，并且以实际行动处处体现出来，有时为民请愿谋福，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执法者特别是法官们都应该以包公的精神自励，为国家的法制建设、为法治社会的早日到来，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品相关 包公故事
包公解州破命案
北宋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河东盐池主理盐政的太常博士范祥变盐法，推行“钞引法”，亦称“盐钞法”。废除旧盐务管理体制，改革利益分配办法，使坐商与行商分家，这就意味着产、硝趋向专业分工方向发展，后来竟成为全国通行的钞法。“钞引法”的推行得罪了旧时盐务官吏和当地的豪商列绅、巨商富贾。他们把范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妄想置范祥死地而后快。
黄庆霖是范祥的左膀右臂得力助手。积极倡导和推行“钞引法”，在潞盐行商销售方面肩负着重要任务。旧官吏和商人暗中勾结，沆瀣一气，软磨硬抗，阻碍推行“钞引法”的落实，受到黄庆霖的指责。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认为只有杀死黄庆霖，才能保住他们的利益不受损失，范祥就无能为力，“钞引法”就会半路夭折。
河东盐池盐务当时由陕西转运使兼管，黄庆霖到陕西巡视潞盐行销情况后，返回河东盐场，路过解州被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团团围住，砍刀置死，抛尸在解州黑龙潭旁边，其状惨不忍睹。
此案一出，朝野震惊。宋仁宗接到范祥的奏折后，立即派 三司户部使包公从陕西路（今西安市）昼夜赶赴解州，从破案入手，给破坏推行“钞引法”的旧盐务官吏，豪商列绅以置命打击。解盐事，主盐政，强行推行“钞引法”。
著名的耿介大臣包公来到解州后，不顾旅途辛劳，马不停蹄，察勘了现场。认定黄庆霖是被人用绢带勒死之后，由凶手移尸荒郊野外，用砍刀戮尸而成的。浑身被砍有12刀之多，最长最深一刀是用侧刀砍伤的（当地老百姓铡草的一种长刀），手段惨忍，动机险恶，明显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谋杀案。“此案不破，我誓不为官”，包公立下誓言。
第二天一大早，包公和几个随从人员轻车简从到解州周围的北门滩、硝池滩、七郎埝、黑龙潭和附近村庄的几户农家进行了察勘和访问，确定了一些线索和疑点。下午包公等人乘小船从伍姓湖顺姚暹渠逆水而上，继续寻找线索。行至三里桥旁，看见一老妪正在拆洗一新棉被。包公产生了疑虑“即不逢年又不过节，崭新的棉被，为何拆洗。”马上命人从水中把棉被的表里一起拿上船来共同看过。只见棉被里子上血迹斑班，虽经大水冲洗，还隐隐约约的能看见血印。包公问老妪道：“棉被上的血迹怎样来的？”老妪惊慌失措，支支唔唔，前言不搭后语。 包公命手下等将老妪带回潞村衙门询问，老妪方供出她的小儿子受人诱惑，参与移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