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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老是在吃过上午饭后被带走的，走时被戴上了脚镣。
只在第二天崔老的判断便得到了认证，管理员打开铁门厉声呼出一个人犯的代码，叫他立刻收拾东西，说是转狱。我看见从人堆里站起来的是孝子。这时我的头猛地一炸，差点叫出声来，啊，是他？！怎么会是他？！我惊愕，我大惑不解，这时我突然想起了小咬（后来听说小咬被判了死刑），当时谁都猜不出小咬的新罪是谁报告了当局，现在清楚了，是孝子无疑。
当天的晚上管理员又一次打开铁门，呼声28611号起来，提审。我坐起来，如释重负般吐了口气，心中暗想：开始了，终于开始了……
（复杂动荡多变的经历使你在记录时也不得不将某一部分从略从简。我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的审讯，持续到当年的九月份方结束，然后转北京监狱，而后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我有期徒刑九年，成为已决犯的我很快转去清水塘劳改农场服刑。）
·6·
第二部 清水塘大事记
一
时至今日，我还能记得我成为一名正式劳改犯人的确切时间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六日中午十二点十一分二十八秒。所以能几近夸张地记得如此分秒无差是因为被押送到清水塘农场那一刹那我看了手腕上的表，于是这个时间便在脑中记准记牢了。表是大哥周文起到北京监狱探视临走时留下来的。他递给我的时候没说什么，我接过来的时候也没说什么，那时大哥已大致知道我今后会有一个漫长刑期，而我也知道在漫长刑期中表是用得着的，就这么兄弟俩心照不宣什么也用不着多说，赠与受在无声中完成。想想人确实像俗话所说是吃一堑长一智的，经过在草庙子胡同看守所长达半年之久的对自己“罪行”绞尽脑汁的追忆，我得出一个结论：人是不可以对自己掉以轻心的，必须高度警醒，瞪大眼睛盯着自己，就是说要进入一种有意识生活状态之中，一边生活一边将自己的所作所为储存在记忆中，这样一旦将来再面对审讯就能够抖搂出来为自己讨个清白。我想我所以在踏进劳改农场那一刻有意识把时间看准也正缘由于此。什么叫经验主义？这就是。
说起来人们或许不信，初到清水塘农场我有一种到家了的感觉，不由长嘘了一口气。望着牢城里一排排齐整的监舍，还有再抬抬眼就看得见的那圈高墙以及高墙之上那一片蔚蓝辽阔的天空，我觉得很亲切，心里也很踏实。我将这里不加保留地接受下来，视为家一般的归宿地。这看起来荒唐可笑但却是真实无讹的。后来我想这种心理一定是来源意识深处那久久的企盼，因为入狱不久我便清楚自己的去处已不会是K大，也不会是家以及其他什么地方，去处只会是劳改场所，是遍布于中国的劳改场所中的某一个。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清水塘已经向我发出召唤，何时到达只是个时间问题。另外，我这种以农场为家的意识或许还与我所经受的监押有关。那别出心裁磨砺神经的审讯已使我的精神几近崩溃，使我感到无比的痛苦与厌恶，只想早早地结束尽快地离开，于是乎在逃逸的向往中劳改农场就成了一块令我心往神驰的福地了。是这样。
这块福地如同所有劳改农场无例外的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被高墙、电网、岗楼圈围起来的牢城，再就是牢城外面无边无际的田地。这两部分恰也体现出犯人在这里的基本境况：一是被羁押，二是被强迫劳动。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描叙犯人在监狱以及劳改农场（包括劳改工厂、矿山）的生存状态的，也无法将这两者加以比较区分，只知道都是关押犯人的地方，不晓得不同在何处。不同在于监狱的功能是撬开在押犯人的嘴巴，将他们从未决犯过渡到已决犯，而劳改农场则是已决犯服刑的地方。“坐监”是对在监狱关押时的犯人的真实写照，而“劳改”则是对犯人在劳改农场生活境况的一种概括。两者对局外人来说也许含混不清，但对局内人却是泾渭分明的。如果让犯人在“坐监”与“劳改”两者中选择，我敢说十有八九会选择后者。犯人在监狱等候宣判时命运未卜，精神上备受煎熬，度日如年。而到了劳改农场，命运甫定，判了多少就是多少，原先绷紧的神经便松弛下来。即使从犯人的身体角度看劳动也是优于静止不动的“坐监”，犯人只有在累得精疲力竭的时候才会怀念“坐监”时日的“轻松”，这也是一闪念的事，不足为凭的。当然漫长沉重的劳改过程也会对人的精神造成一种内在损伤，那就是变得麻木冷漠变态以至智力上的严重退化，我所认识的许多难友在后来回顾自己数十年劳改生涯时头脑中竟然是一片空白。
对于我，也许须归功于草庙子看守所那种强追强忆的审讯强化锻炼了记忆力，这使我对后来总共二十二年之久的劳改过程至今尚能保留较为清晰的记忆。只要闭上眼睛，那些在各劳改农场经历的事情便浮于面前，一幅幅一帧帧，就像轮次抖开的画布，有形有色有声。当然这不表明是什么好事情，更不值得炫耀。对美好往事的回味会使人感到满足与充实，有一种人生的成就感。而被苦难往事的纠缠却只能使人伤感，以致对自己的整个生命加以否定。生命便被蒙上一层灰蒙蒙的色调。也有人说苦难是一种财富，乍一听这话会觉得很富于哲理又十分的达观，但只要稍加斟酌便会对这种论调不以为然。我想，说这类话的人要么并没经历过真正的苦难（抑或曾给别人制造过苦难），要么经历过苦难而苦难却已将他的精神变得麻痹，不健全。当然任何事物都会有意义上的另外派生（如毛氏辩证法中著名的“坏事变好事好事变坏事”的论断），即便如此，事物的本来面目却不会变。就像恶魔就是恶魔，天使就是天使，白昼就是白昼，黑夜就是黑夜。我甚至如此愤愤不平，假若再有人巧舌如簧说什么苦难等于财富，那就把他请进监狱或劳改场所里，让他将那些“财富”一点一点的受用，且一直受用几十年。也有人说不要对所曾遭受的不公耿耿于怀，母亲打了自己的孩子可毕竟是孩子的母亲。这话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也情意绵绵，可仔细一斟酌就觉得味道不对了，甜腻得让人作呕。凡事总有个起码的公道，都知道人间最无私的爱是母爱，假若母亲能下得了狠手将孩子置于死地而后快，那她压根儿就不是什么母亲，这样的道理再平常不过。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种“母亲打孩子”之说最早竟出自某些被打“孩子”的口中，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叹人怎能如此的自轻自贱。另外还有一种论调是应该将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忘却，丢到脑后向前看，时代都要跨世纪了，还有什么必要翻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呢？这种说法倒确有一种洒脱之气，而我要说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也未见得不想在有限的余生中“潇洒走一回”，问题在于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并不是想忘却就能忘却想回避就能回避的。就说我自己，每当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如群马般从遥远处奔腾而来，我是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