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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进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日本对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虽奉系遭到失败，还是保持不干预与不介入的立场。1924年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率兵由关内打回奉天，张作霖统治地位岌岌可危，郭军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直接威胁到日本的侵略利益。日本在奉天驻军立即出面干与，致使郭松龄兵败被杀，使张得以转危为安。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张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进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阴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道路。在这里日本与张作霖奉系的关系，与日皖关系相比，表现的又有所不同。
3、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英美报刊的舆论，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张，反日反皖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记者，兴高采烈，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吹捧吴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在宣皖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见《晨报》1920年8月27日）。无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它们在中国执行对华政策的合适人选，而直系也总是把英美视作自己的同盟者。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成立后，财政拮据，在英美的撮合下，1922年8月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会议议定给予直系北京政府一个五百万美元分期借款，由四国驻华公使各自报请本国政府。日本公使小幡酠认为这个决定偏袒直系，建议政府拒绝这个决议。由于日本政府的反对，借款被否决了。英美两国虽为促成这笔借款，多方进行活动，日本始终以不给中国任何党派以援助为借口，拒绝改变反对借款的立场。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但英美与直系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如日皖、日奉关系那样公开露骨。
帝国主义列强对北洋各派军阀势力的支持与否，是根据其在华切身利益得失为转移，这类事情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三、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充满了新和旧的矛盾与冲突。激化的阶级矛盾，政治上的剧烈动荡，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在此时期，中国无论南方或北方 ，长期处于军阀战乱之中。据1932年出版的《四川内战详记》一书统计，从民国初年至1932年，四川军阀混战478次，平均每月两次战争，规模较大的战争，波及邻近的滇、黔、陕、鄂四省。四川一省如此，全国各地频繁爆发的大小军阀混战，虽无统计资料，但以此类推，即可想见一斑。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地方农业经济即封建主义经济的大量存在，二是帝国划分势力范围的侵略政策。民国初年，全国百分之九十为农业人口，地区之间交通不便，联系也不密切，除沿海地区外，内地各省均处于封团状态，各地区均可自给自足地独立存在，这就为大小军阀提供了割据一方的客观条件。他们在一省或一地区，闭关自守，称王称霸，成为独立王国，将其统治的地盘，视作个人私产，甚至形成世袭封建家族式的统治，如奉系之在东北地区。
北洋军阀在政治上极力维护和强化封建统治秩序，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各类矛盾的激化。频繁的战乱，严重的搜括与掠夺，加以自然灾害，造成农村经济的破产。广大破产农民一部分成为军阀扩军的兵源，但铤而走险者，也比比皆是，以原始的反抗方式，相互结成武装团体，由最初的打家劫舍，发展到攻城占地，成为民国初年遍地“匪患”，兵匪不分的奇特社会现象。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镇压手段，遂购买洋枪洋炮发展武装力量。同时，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又不时地以武力发动战争，抢夺其他军阀所占有的地盘。大军阀相互间为争夺对中央政权的控制，不时爆发战争；地方上的小军阀为兼并地盘，不断挑起武装冲突。这就是民初军阀连年混战的社会根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革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新思潮与旧秩序之间的矛盾，日益发生碰撞而趋于激烈，但任何人想复辟君主专制的旧制度，均遭到可耻的失败，袁世凯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的迅速失败，就证明了这一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不断地受到各阶层人民反抗浪潮的冲击。孙中山先生对反动的军阀统治政权深恶痛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为打倒军阀的统治，孙中山先生长期为此坚持不懈地进行奋斗，他的这一理想，直至1928年北伐战争取得胜利，北洋军阀最后覆灭，方始得以实现。
以上只是从整体上就北洋军阀军事政治集团的形成及其几个特点，概括地做些介绍，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目前，大陆专写北洋军阀全史的著作不多，丁中江先生著《北洋军阀史话》一书，是部二百多万字的巨著，全书涵盖了北洋军阀的形成、发展、覆灭及其统治时期大小历史事件，取材广泛，叙事生动，既有严肃的史实论述，也有涉及民国政坛内幕的名人轶事，同时又引用了不少可供参考的有用史料，读者从中可以了解民国初年历史发展变化的全貌。《史话》一书在大陆问世，定会受到学界与读者的欢迎，特别它是出自一位台湾学者之手。
笔者在本书出版前，据个人所知，校订了书中某些讹误之处（有些显然系手民之误），这些详见书后所附《后记》，故不赘述。
章伯锋
一九九一年元月于北京
近代史研究所
一、北洋时代
北洋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它的特色是军阀割据、军阀争权。
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可是袁世凯小站练兵之前的各种背景，以及袁世凯的崛起经过，也和北洋时代息息相关，朝鲜问题和甲午战争，就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兴起，中间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承先启后。而这个时期并不令人兴奋，可是却孕育着很多重大意义，同时对于历史则有很高的价值。
袁世凯代表北洋军阀，他和他的集团统治了中国30余年；从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为止，中国的内忧外患，莫不和这个集团息息相关。袁世凯虽然死于民国5年 ，可是北洋军阀却统治中国到民国17年。
严格地说，袁世凯的丑恶还不及历史上的董卓，可是他的煊赫却比董卓大胆。董卓自己不敢做皇帝。而袁世凯则因缘时会，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窃取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他可以为中国的华盛顿而不为，却要龙袍加身，做中华“帝”国的皇帝，以致众叛亲离，抑郁而死。当董卓死了后，他的党羽李榷、郭汜一班军阀曾扰乱东汉十余年，而袁世凯所手创的北洋军阀也大同小异。
提起北洋军阀，虽然使人想到袁世凯，可是有更多的人想到张宗昌。张大帅浓眉大眼，挥金如土，嗜赌如命，甲第连云，妻妾如流水。更有许多笑话把军阀面貌衬托得极为生动。譬如说张宗昌在山东督办任内，有人介绍一位法律系高材生给他任用，他随手批了“派在军法处”。怎知“派”字写错了，写成一个“抓”字，于是某君就糊里糊涂地给“抓”到军法处羁押，隔了很久，原介绍人以没有某君的下落，乃遄访张宗昌，问到这件事，张说好像已派到军法处工作，叫副官查问，才知不是派在军法处而是抓在军法处。
这个故事确实是真的，可是其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是附会或转借，有的是张敬尧的，有的是褚玉璞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