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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五、“知识混子”
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因为我不喜欢所学专业，所以大学的头两年里学习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同时，苏联解体对我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从苏联解体到一九九四年，整整三年时间里我都郁郁寡欢。那三年就成了我三十二年生活中最灰暗、最苦闷的一段经历。
自从高中以后，我的数学成绩一直都很不好。一九九一年高考时，数学题目非常简单，我们班上有二、三十个同学数学分数在一百分以上（「注」当时高考数学满分为一百二十分），其余的也多是八、九十分，惟独我的数学成绩是七十二分，为全班倒数第二。所以报志愿时我一直试图避开数学，谁知到了Z大学才知道，学国际金融专业，数学还是最重要的基础课。当我领回厚厚的微积分教材时，心里不禁暗暗叫苦，心想这下可完了，哪壶不开偏要提哪壶。
果然，尽管我非常努力地想听懂微积分课，很认真地做笔记，但依旧觉得听老师讲课，就如同听天书一般。每天微积分老师一开口，我就忍不住犯困，哈欠连天，不一会就沉沉入梦乡，下课铃一响才醒。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喝浓茶、喝咖啡、晚上早早睡觉，什么办法都用了，一个也不奏效。即便是偶尔不睡觉，我也是傻坐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根本弄不懂老师在说什么。那一年期末考试，我的数学得了个“8”分，创了财金系的历史记录。其实这八分都不是做出来的，而是靠选择题蒙的。可以说，直到现在我的高等数学知识都等于零。
后来，开学补考时，我自忖不可能考过去，就找了一个跟我长得多少有点像的姓唐的同学，请他代我考试，算是蒙混过关了。到了下半学期，我逐渐想出了一点取悦于老师的窍门，作业虽然是抄的，但我抄得工工整整；随堂测验时，我由低到高挨着不同水平的同学坐，抄人家的，结果分数从二十多分，上升到了四十多分，再到六十多分，最后达到七八十分。那个数学老师还不明就里，还称赞我学习认真，进步大。到那年期末考试，我又请了一个老乡帮忙替我考试，结果那小伙子考得也不怎么样，只考了三十六分。走运的是，那次考试题目偏难，老师准备加分，又念及我学习“认真努力”，就弄了个奇怪的公式：三十六开根号再乘以十，捞到了六十分，这样我的微积分才算过关了。大二学习线形代数，好在我高中时这一块学的还凑合，考试时连抄人家的带自己做，也算蒙了个整六十分。到了大四，又学经济预测与决策，大量用到微积分与线形代数。此时我已经学油了，上课坐到第一排给老师留下好印象，一下课就给老师递烟，顺便问两个问题。这么一来二往跟老师混熟了，后来考试结束以后，第一次来通知说班上有四个人不及格，有我一个；等正式通知下来，班上却只有三个不及格，少了我。当时我心里直庆幸：幸亏当时给老师印象留的好，否则，学位证就危险了。
大学里学数学的辛苦，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一直到上班多少年以后，还经常梦到自己又要考数学，在梦里还着急：不是已经毕业了吗，怎么还要考数学呢？一着急，就醒过来了，一看原来是场噩梦，这才又放心地睡了。
除了讨厌的数学，还有珠算。那时大学开课真是莫名其妙，明明有计算器不用，干吗要用珠算？大学毕业快十年了，我一次都没有用过珠算。当时我右手食指恰好长了一个神经纤维瘤，右手活动不是很方便，就开了个证明，缓考。到了大学四年级，不过珠算就拿不到毕业证，我就又找了个老乡替我考试。好在时间隔的太长了，那个珠算老师都不认识我了，愣是没看出来，于是轻松过关。
我所上的是国际金融专业，那时还不叫专业，叫专门化。这个专业对英语要求很严格，一般要求学生大学二年级之前就要过四级。毕业前过六级。我上初、高中时，自己想学俄语，无奈没有开俄语课的学校，只好上了英语。太谷县的各个中学里，英语课程中既没有口语，也没有听力，而且初中学英语音标时，老师的英语发音不准，带着很强的太谷口音，教得我满口结结巴巴的“太谷英语”。到了大学里，老师则按照大城市的英语教学进度，一上来就要讲口语、听听力。本来入学摸底考试时我的英语成绩还是八十多分，在班上不算低，但口语和听力却把我给难住了。上英语第一课，老师就让大家用英语做自我介绍，我憋得满脸通红，讲出来的都是带有太谷方言音调的古怪发音，弄得好多同学忍不住捂着嘴笑。本来我就厌烦财经类学校，此时更觉得自己是“倒霉”了，也就不愿意学英语。结果到了大学二年级英语四级没通过，又被从涉外专业分流到金融专业，不过继续跟着国际金融班上。当时还觉得挺难过，现在想想，也没什么了不起。分流之后，我努力了一个学期，结果当年四级就过了，但六级我是不想再考了。
上财经大学本来就非我所愿。我母亲以前担任单位会计，每天看到她伏案工作到深夜，填写密密麻麻的表格时，我就对财经这个行当非常的不喜欢。我所上的Z大学根本就不是我以前所想象的大学那样，依山傍水，古木参天，掩映着红墙绿瓦的教室。这所大学面积狭小，从东到西走三分钟就到头了，从南到北要稍微长一些，也只需要十分钟。在狭小的校园内，一栋挨一栋挤满了破旧的苏式简易房屋。学校最大的绿地就是位于图书馆旁边的“思园”，里面有一尊陈毅元帅的半身像（「注」Z大学前身为中原大学，是陈毅创办的）。“思园”的面积不过几个篮球场那么大，到了夏天的晚上，里面谈恋爱的情侣的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米一对，从里面经过时稍微不注意就会踩着地上坐着、躺着的鸳鸯们。正可谓“争渡，争渡，惊起一片鸥鹭。”
不仅如此，我还发现这里没有真正严谨的学风和学术气息，也没有真正的经济科学。我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的通病：没有真正的独立的科学见解，一切学术观点都是围绕当政者的需要，只是给当权者的政策做注脚。一旦上边有了什么新想法，都可以找来几个专家来进行所谓的“科学论证”，专家、学者们按照上层的意图，随时准备推翻自己原来的见解。有些人昨天还在信誓旦旦地说计划经济无比优越，今天就可以同样坚定不移地说除了市场经济就没有出路。
大学里的一些教师，每天也忙着出书。但是很多人出书并不是为了学术交流，或者思想的碰撞，而仅仅是为了骗钱、骗吆喝。每当某些老师准备搞“科研”时，就找一批学生到图书馆里先疯狂地复印资料，再找几个人抄写。从张三的观点里剽窃几句，又从李四的文章里摘录几行，七拼八凑，一个新课题、新观点、新专著就诞生了！正可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就是这样，整个大学里一天到晚散发着功利主义的铜臭，充斥着“知识混子”们发财心切的浮躁。面对如此乌烟瘴气的学校以及自己深恶痛绝的专业，我灰心丧气、天天逃课。特别是大学二年级那个美国来的外教，我自始至终都没见过她一面，连考试都没参加。后来考试时她还问，不是班上有一个叫GUOYA的学生吗？怎么没见过？幸亏外教成绩属于英语的一部分，我没参加考试也只是少记了几个学分罢了。此外，我甚至还一度产生过退学重新参加高考的想法。后来一个高年级的女同学提醒了我：即使重新考上你所认为理想的大学，结果也未必不是这样，“天下乌鸦一般黑”，除了又浪费两年工夫没什么用，你最好还是受着吧。我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又想起那令我恐惧的数学，也就死了这条心，安心做一名“知识混子”。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六、创业史
母亲八十年代所挣下的三万元钱，因为家里接连发生大事，再加上通货膨胀的损失，到了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就只剩八百多块了。当时我父亲一个月工资不过一百二十块钱，其中九十块要寄给祖母；母亲则好多年没有到灯具厂上班，同时灯具厂也处于半停产状态，也就没有了收入来源。在母亲送走我之后，就只得再次靠双手劳动挣钱了。
母亲以前在灯具厂上班时，厂里做一种过年挂的花灯，每年过年都能到太原市场上卖一些钱。母亲想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