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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我们公司做了一个大的业务，进行了前后八九十次的谈判，光形成的业务报告就有四十万字，而且任务紧，要两、三个月之内完成。为了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我日夜加班，困了就躺下就睡，饿了就三下两下扒拉几口饭。终于，我的报告及时通过了上级审核，该业务一锤定音。整个二○○三年，我写的各种报告合计超过了一百万字，还要经常出差到各省的国有企业去调查、研究和谈判。因为连续作战，长期伏案写报告，我累出了颈心综合症和暂时性高血压，浑身上下整日酸痛，每分钟心跳达一百二十多次，只得靠服用倍他乐克降低心跳次数。
我的工作自然得到了上级和同事们的肯定。本来二○○一年我就被所在的部门全体工作人员一致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上报到领导那里，领导虽然也觉得我工作不错，但上一年出了那样大的事情受了处分，今年又一下子评个“先进工作者”，有些大起大落，于是没有批准，只好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以后压了下来；二○○二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领导又压了下来；到了二○○三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次领导放水了，一下子领回四个鲜艳的荣誉证书：先进工作者、最佳工作报告奖、目标管理先进个人、目标管理先进集体。
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又在深入读书思考的同时开始写文章。这些年里，我先后写了一大批思考比较深入全面、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分为几大类：一是针砭时弊、为中下层民众呼号的文章，如《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在一些网站被转载时改名为《中国最肮脏的产业》）、《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毕B·A访谈录》、《这样的生活，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一个歹徒和一个富翁的诞生》等；二是抨击专制独裁，呼吁民主的文章，如《朝鲜，一个冬天的童话》、《极权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三是对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总结的文章，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代》、《红星陨落之谜——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和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要么生存、要么灭亡——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困境和出路》；四是理论探讨文章，如《阶级属性、阶级斗争与民主》、《论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答香港青年共产主义者》、《走向更加民主、更加文明的社会主义》等等。
我写的这些文章，多是动辄几万字的长篇。本来工作就繁忙，写作只好见缝插针，通常一篇从构思到完成需要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时间，最长的达到三四年。恰在二○○一年以后，我父亲查出来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我经常还要回家照料父亲。面对繁重的工作，多病的老人，我只好牺牲了一切能剩下的时间用以写文章。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娱乐，没有时间看电视。每天中午我不午休，而是写文章；下班或者去医院看望父亲回来，吃两口饭就进书房写东西看书。这就是我现在的日常生活。
不过，我并不觉得自己很辛苦。每当我看到自己的文章被人们转载传诵一时，我心里就感到一种舒畅。不是快乐，是舒畅，因为面对中国的现实，我难以说自己还有真正的快乐；而这些话我如鲠在喉，不说不行，说出来自己就舒畅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五、“成功”人士
二○○二春节前夕，我接到一位姓袁的朋友的电话，约我聚聚。这位哥们以前在大学里和我是同乡、同学，还跟我是“铁哥们”，几乎形影不离。然而毕业以后，大家各奔前程，虽然同在一个城市里，但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整日为生计忙忙碌碌，彼此很少见面，只是偶尔电话联系一下。朋友在一家股份制银行工作，据说现在比较成功，已经成为这家银行某支行的副行长了。
那天晚上，我践约到一家酒店门口。朋友早在那里恭候了。一见我，热情地迎上来寒暄一番，连说我养尊处优、“发福”了。我只好苦笑，因为这几年里，自己每天坐着写文章写报告，的确“发福”了。在往酒店二楼包房拾阶而上时，朋友在我身边耳语说：“今天介绍你认识一个人，你一定感兴趣。”
“哦？什么人能让我感兴趣？”朋友的话吊起了我的胃口，接着又以老友之间常用的玩笑口气说：“我可是过来人啦，可别弄个美眉让我犯错误啊……”
“嘿嘿，”朋友笑道，“这次不开玩笑，给你介绍一个成功人士。”
“哪路神仙？”
“见了你就知道了，包你不见不知道，一见忘不掉。”朋友卖起了关子。
待到包房，发现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几个是在政府机关、金融部门混的同学，还有几个不认识。见到我们进来，大家显得都很兴奋，彼此寒暄一番自不必说。其中一个陌生中年人显得尤为殷勤，连忙站起来招呼袁行长和我坐到他身边，亲切的跟老熟人似的。落座后，小袁向中年人介绍说：“毛厂长，跟您介绍一位新朋友。”说完，指着我说：“这是我的哥们，×××公司的×××。”
“哦，幸会，幸会！”中年男人连忙作谦恭状，从名片夹里掏出一张名片，毕恭毕敬地双手送到我面前，“敝姓毛，叫老毛就可以啦。”接着，他又连忙恭维在座的同学：“早就知道袁行长往来无白丁，同学、朋友个个都是人上之人，今天可是高朋满座，真是幸会，幸会啊。”
我接过毛厂长的名片，出于礼貌看了看，只见上面写道：
××市××水泥厂毛德雍厂长
我心里纳闷，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因为在武汉方言里，“毛德雍”跟“没得用”发音是一样的。这时小袁指着毛厂长跟大家介绍道：“毛厂长是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也是我的老客户了，一直想结交一些在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今天咱们聚会，就是毛厂长做东，一来对我们扶持他表示感谢，二来跟大家认识认识，咱们先谢谢毛厂长。”说到这里，毛厂长连忙站起来，向大家点头致意，操着蹩脚的普通话说道：“不敢当，不敢当！袁行长实在是抬举我了，就一个几十人的小破厂子，啥企业家呀。承蒙各位看得起我这个乡下人，百忙中抽出时间赏光，我万分荣幸！能结交各位这样的朋友，实在是我求之不得呀！”
我细心观察着这位毛厂长，心想他肯定就是朋友要给我介绍的那个“成功人士”了。毛厂长长得很脸谱化：矮个，很胖，歇顶，鼻甲肥大，满面红光，一双明显的酒色过度而红肿浑浊的小眼睛。衣着倒是一般，跟我这些惯于西装革履的同学们相比，倒是显得有些寒酸。不过，他的手指居然上戴了三个硕大的、黄灿灿的大方盖金戒指。初一看，既具有一种官像，又具有商人的俗气。
宴席丰盛自不必说，毛厂长不停地给大家斟酒、敬酒。我暗暗惊奇这位“成功人士”的海量：跟我们在座的喝完几巡，居然毫无醉意，依旧谈吐自如，显得那么有分寸。
这时，朋友说话了，他问毛厂长道：“毛厂长，上次你说的那几个闹事的工人现在怎么样了？”
“哦！摆平了！”“成功人士”兴冲冲地回答道，“跟我玩，他们太嫩了。”
那天酒席散后，朋友送走客人，对我说，你别走，跟我到茶馆坐坐。
我和朋友来到一家茶社，要了两杯茶。朋友为我点燃一枝烟，又自己点燃一枝，深深吸一口，吐出一个圆圆的烟圈，他下意识地盯着烟圈看，问我：“对毛厂长感觉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呗，这种人现在多了去了，”我回答道，“你为啥要引荐他给我？”
“为了让你写写他。”
“写他？一个俗不可耐的商人？这样的人我可没兴趣。”
“不，不那么简单，”朋友盯住我说，“你低估了他。”
“哦？那你说他有什么超长的本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嘛。”
“你知道吗？”朋友又吸了一口烟，“他有六千万资产。”
“六千万？不少，可现在亿万富翁一大把了。”我随口答道。
朋友摇摇头，从包里拿出一个名片盒，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名片，借着茶社昏暗的灯光定睛一看，只见上面赫然印着：
××市×××局毛德雍局长党委书记
这就不对劲了，我脸上肯定流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没想到吧？”朋友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