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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隆庆二年,谭纶、戚继光二人改调蓟辽以后,他们成为北方的重镇。居正始终对于蓟镇极力维护,所以假如蓟辽成为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底后面,便有居正底影子。居正生前,对于一切攻击继光的人,都提出严正的论驳,因此居正身后,对于居正、继光不满的人,甚至质问两人相结,“意欲何为.莫非要造反?”(见书牍十二《答总兵戚南塘授击土蛮之策》懋修注)当然这是妄说。居正底心理,只是为的国家。然而他对于继光的爱护,委实有些使人嫉妒。万历四年部光先巡边,继光又托谭纶提出总理和阅视大臣见面的礼节问题,居正一边吩咐光先,一边和继光说:
窃意今日,当以钦命为重,不在兵衔之有无。谦以自处,见者自然悦而敬之。其差去部公,当预为足下先容,必加优礼,决不以庸众相待也。(书牍八《答总兵戚南塘》)
这一个短简后面,流露无限的好意:“亲之如子弟”,居正自己也说过。郜光先去了以后,对于数年以来,蓟镇没有边功这一点提出了,他也说到南兵调北,没有存在的理由。也许他不能认识居正当日的用心,所以有这一番议论。居正只有和他说:
大抵蓟镇之势,与他镇不同,其论功伐,亦当有异。盖此地原非边镇,切近陵寝,故在他镇,以战为守,此地以守为守,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而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其势居然也。至于调用南兵一节,实出于万不得已。盖因往时议者,咸极言延、宁边兵入卫之苦,为之罢减四枝。蓟镇分区而守,罢一枝则一区失守,又不可弃地与贼,于是谭总督、戚总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尚多素所练习者,可顶所罢之数,因以教练火器,整理车营,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为虚费而无用,即当罢之,则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复入卫边兵,或与本镇地方抽换。不然,陵、京重地,宁敢忽视之乎?此中事体,其说甚长,统俟面悉。(同卷《答阅边郜文川言战守功伐》)
当时主持议论的人,已经忘去南兵底作用了。他们只觉得在太平的时期,北方的军队同样能摆边,那么要南兵做什么?议论多了,连居正也无法遏止,他甚至说:“人尝笑南兵无用,徒靡厚切。今若乘其入犯,一战而胜,则群呼自息,而虏亦寝谋。”(书牍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但是当时的人,却忘去在继光初到蓟镇的时候,北方的兵士,不守军令,后来看到在大雨如注的当中,浙兵三千,从早晨到下午,立在雨地下面,一动也役有动,这才知道军令底严肃。蓟镇底安定,一切都从训练着手,这三千南兵,便是当时的模范军。时代推演得真快,这已是将近十年的事了。大家看到南兵无用,认为蓟镇不能打仗;得空的时候,大家还得到蓟门走一趟,再不然、便介绍几个山人去拜访戚总兵。凡是京城来的人,戚总兵只得竭诚招待,有吃有喝,甚至还要陪着做一、两首诗,提倡风雅,临到告别的时候,当然再是一大笔程仪。有什么办法呢?继光只有敷衍他们。
苦心维持继光的,只有居正。在蓟辽和宣大这两个系统对立的时候,居正甚至特别维护宣大。借此减轻一般人对于蓟辽的嫉视。宣大的督、抚大多是宣大出身的人,但是万历五年,林下的陈道基起用为顺天巡抚了;同年兵部左侍郎梁梦龙调任蓟辽总督,万历九年,宣大总督吴兑调任蓟辽总督。这是为的什么?居正曾经指出好事者“每言蓟中之任,皆取总兵所欲者而用之。”只有这样,才能免去无味的议论,才算是真真爱护戚继光。一切都是为的国家。在大众指摘继光的时候,居正说:“若举全镇防守之功,委无所损;数年以来,一矢不惊,内外安堵,此其功宁可诬乎?猫以辟鼠为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采,又不以搏噬为能也。”这是居正底见地。
万历四年,居正开始推动一条编法。为用语便利起见,有时也称为条编法。研究赋税的人,常时谈到条编,认为这是明代赋税方法底改进。在大体上,这句话是不错的,其实还有稍许的不同。赋税是赋税,条编法只是徭役方法底改进。明代认定人民有替国家服役的义务。这项义务分为两种。一种是力差,这是当真为国家做事。府、州、县有银库,看守银库的称为库丁;各驿有廪给库,看守的也称为库丁: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好差使,但是银有银耗,粮食也有粮耗,一切的亏折,都责成库丁包赔,便成为最大的苦差。库丁总算在社会上保持相当的身分,还有人充当。其余看门的有门皂,防河的有防夫,管囚犯的有禁子,维持治安的有弓兵: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低落,大家只得另行雇人代充。雇人的是乡间的老农,被雇的是城市的地痞,于是被雇的人不时下乡,向老农们讨索工食,“雇员”压迫“雇主”,成为老农的祸害。以上是力差。
其次还有银差。州、县官要用柴薪,柴薪派在民众身上;要养马,马草、马豆也派在民众身上。儒学是教官和廪、增、附生讲学的场所,他们吃的是国家的廪米,但是斋夫、膳夫这些差使,也派在民众身上。当然这不是直接要民众做事,只是要民众出钱,所以称为银差。州、县官是替国家办事的,儒学的教谕,训导,和这一批廪、增、附生们是研究圣经贤传的,但是他们第一还得先替自己办事,建筑私经济底基础。谁能不替自己打算呢?在官员们审查和编制银差的时候,各人都得尽先挑选殷实而没有势力的富户,替本衙门办差。被官员瞧得起的民众,实际成为官员手下的肥羊、大猪,听候宰割,而不肖的官员们,其实只是穿靴戴帽的强盗,审查编制,只是盗匪们请财神的手续。这是所谓银差。(见《图书集成·食货典》一五一卷《刘光济差役疏》)
力差、银差成为民众极大的痛苦,于是国家推行均徭法。各县把民众分为十甲,每年由一甲承当本县的一切徭役。在理论上这是最公平的了,从第一甲到第十甲,周而复始,轮流当差,还有什么不平的?但是在审编的时候,这十甲民众底经济能力,未必能够编配平允,每年的徭役,也是时常变动:经济能力和经济负担,不能支配得当,便成为甚大的不平。其次,一甲以内,各户底经济能力不同,社会地位又不同,因此在支配担负的方面,更发生种种的歧视。还有一点,在不当差的九年中,民众因为不受政治的压迫,乐得生活稍为优裕一点,当然谈不上积蓄;但是到了当差这一年,一切的苦难都来了,官员底压迫,廪、增、附底压迫,地痞底压迫,都落到民众头上,这一年便是他们典妻鬻子,倾家荡产的一年。政治的不良,制度底不良,一齐造成最大的人祸。
隆庆初年,江西巡抚刘光济上《差役疏》,历指均徭之弊六点:
每岁徭银,原有定额,而各甲丁粮,多则派银数少而徭轻,少则派银数多而役重,其弊一也。所编之差,有正银一两而止纳一两者,此必势豪势缘者得之,有加至一倍以至数十倍者,此必平民下户无势力者当之。此患在不均,其弊二也。北方则门丁事产肆者兼论,南方则偏论田粮,粮多差重则弃本逐末,以致田日贱而民日贫,其弊三也。粮多殷实之家,平日则花分诡寄以图轻差,及至审编,则营求贿嘱以脱重差,其弊四也。岁岁审编,公门如市,官吏开贿赂之门,里胥恣索骗之计,其弊五也。丁粮剩利归于官,小民不蒙轻减之惠,其弊六也。有此六弊,小民困累已极。且应直之年,役重费繁,力不能胜,大抵人情皆安于目前,既不能积十年之费以待一年之输,是以一年当差,即九年未得苏息,而倾家荡产者相比也。
在这个情形之下,才提到改革。第一个提倡的是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他主张把往年编某为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