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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军队还带有大批刚刚调集到前线的大炮、坦克等重装备，被狼狈逃窜的意大利军丢弃得到处都是。有些坦克大炮甚至来不及发一枪一弹，就莫名其妙地被共和军俘获了。
意大利军的溃败，终于冲乱了国民军的阵脚。粟裕的部队顺着从意大利部队驻扎地撕开的防线，彻底地分割了国民军，包围了包括训练有素的摩洛哥军团在内的国民军的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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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哥暴跳如雷之际，用明码电报，命令部队合击，企图冲破粟裕的包围圈。他还派出飞机，向部队空投指令，进行作战协调。古德里安也不含糊，立即召集来了Bf109，一边打击敌军飞机，一边向我军空投情报联络。
在国民军反复的攻击下，共和军的包围圈多次面临被撕开的危险。粟裕不断发布“穆勒的袖标”作战令。让共和军顽强地顶住敌人的攻击。每发出一次作战令，粟裕就对那个视死如归的德国军人，产生了更强烈的敬意。
终于，国民军的弹药开始出现短缺。由于Moscardo上校的不断袭扰，共和军的弹药供给也不是很充分。双方又各自出动各种飞机，往混乱不堪的阵地上空投弹药补给。Bf109趁机击落大批敌机。意大利的Freccia也趁乱也击落了很多德国的老式双机翼飞机。
刘伯承出动马德里城内的民兵，强攻Moscardo上校率领的国民军在马德里外围扎下的阵地。那批国民军视死如归，顶住了一个又一个惊涛骇浪般的冲击。为了减少牺牲，刘伯承只好在夜间靠人多势众进攻。同时，只能采用效率低下的大部队护卫方式，往前线运输补给。
又经过了三天的混战，被粟裕包围的摩洛哥军团终于弹尽粮绝。他们依然英勇奋战，用刺刀，石块甚至拳头进行最后的顽抗。但他们尝到了印第安人当初面临着持有现代武器的西班牙人时的绝望。一颗小小的子弹，可以轻易地夺走最强悍的勇士的生命。
粟裕命令部队对被包围的摩洛哥军团发起了总攻。同时，他倒头酣畅地睡了一觉。
佛朗哥几日几夜未眠，残缺的眼睛变得像野狼一般的血红。他终于下令让包围圈外的部队开始后撤，并立即在后方开始了梳状搜索，寻找还在敌后滞留的共和军。
当包围圈形成后，粟裕就已经下令，让在敌后穿插破坏的共和军脱离战斗，撤退回自己的包围圈。但也有一些部队因为种种意外，滞留在敌人的后方。
这时候，穿插作战的弱点也就开始暴露出来了。每支穿插部队带的弹药都很有限，滞留部队的规模一般都很小，一旦被包围，很难突围返回。那些滞留的穿插部队大多都被打散了，只好靠化装成普通平民，潜匿回马德里。当然，也有不少人成了俘虏。佛朗哥开始在后方镇压庇护和隐藏共和军的平民，造成了累累的血案。
在马德里附近战场上，刘伯承也在不断地取得胜利。当初国民军突破的阵地被共和军逐一收回了，同时，Moscardo上校率领的部队已经被打得龟缩到了很小的阵地上，不能对刘伯承的运输线形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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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cardo上校一直拒绝投降。在北方战线上投降了的Eimilio－Mola将军前去招降，却被他一口唾沫吐在脸上，骂了回来。
最后，李睿宗牧师主动请缨，派出医护人员来到国民军阵地，将伤病员接了出来。
在解救完这些伤病员之后，李睿宗牧师再次回到阵地上，为国民军的军人们做了祷告。
又有很多天过去了，还有近100名国民军士兵，随Moscardo上校坚守在阵地上，靠挖泥土中的小动物维生。最后粟裕命令发起进攻，轻松地消灭了这支已经被饿得奄奄一息的部队。粟裕亲自到阵地上，记录了这支部队官兵的名字，并组织为他们安葬，竖立墓碑，纪念他们作为职业军人的英勇。这时，马德里已经进入了冬季。
这一场以民兵和劣势武器，打败现代化装备的正规军的马德里保卫战，因为主要的混战阶段共七日，被称为“马德里七日激战”，享誉欧洲。此战中，佛朗哥损失了人员11700人，大炮270多门，坦克67辆，机枪等重武器无数。意大利雇佣军失尽颜面，伤亡只有460人，俘虏竟然多达8300多人。而共和军仅有5800人伤亡，以及2320多人失踪，重武器上，只损失了一些反坦克步枪和机枪。佛朗哥的人员和辎重武器均损失过重，又丧失了其精锐部队摩洛哥军团的一大部，士气低落，暂时无力进攻马德里。反倒是共和军为了实战练兵，不断组织新兵，攻袭国民军阵地和后勤线。
黑暗中的丽人
那日尧明在杯酒释兵权时，盗窃了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1954年发表的《动机与人格》一书中提出的需求层次论。马斯洛曾经得到过这样的评价：“正是由于他的理论，做人才被看成是一件富有希望的美好的事情。在这个纷乱动荡的世界里，他看到了光明与前途，他把这一切与我们一起分享。”
尧明心中清楚，他并不需要提那五个层次的需求，一样能靠局势的压力，逼迫阎锡山放弃兵权和治权。无论如何，阎锡山是不会甘心中国人的产业，落到日本人手中的。他虽然与日本人一直保持联络，只是为预防万一，并不算汉奸。阎锡山这种人，行棋步步谨慎，推崇“狡兔三窟”之策。
酒席后，尧明、蒋介石、傅作义、宋美龄等人到机场为周恩来送行。蒋介石还在回忆酒席上的那番交锋。他不由得问道：“当今中国之军阀，虽然实力雄厚并能问鼎中原者已均被打败，但雄踞一省者依然众多。如东北奉系有张学良，广西桂系有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粤系有陈济棠，湖南湘系有何建，云南滇系有龙云，川康系有刘湘，山东鲁系有韩复渠，新疆有盛世才，西北的甘宁青系有马氏三军等等。阎锡山应该算是所有军阀中，做得最好的，为何尧先生先要选他下手呢？”
尧明道：“中国军阀林立，空有数百万兵力，面临大敌的时候，却豪无凝聚之力。人人畏首畏尾，个个保存实力。战场友军不能相助。背后插刀、落井下石，临阵逃脱、变节者，比比皆是。不守军纪，扰民、害民者，更多如牛毛。这等军队，非大力整治不可。若整治之时，从做得最差的开刀，一来军阀们都有相互托付之处，总能东山再起。二来旷日长久，不能动军阀势力之根本。这种情形下，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再加上山西本身的重要性，自然要先从阎锡山开刀了。”
“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是法制代替人制。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失利后，东山再起，表面看起来是你的宽宏。但他却没有什么进步，依然搞地方主义，想当军阀。蒋公你也曾下野过，上台后，依然搞权术政治。这样的用人方式，就不再是宽宏了，而是没有原则，是苟且，是恶性循环。”，尧明坦率地说道。
“中国人常常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其实这句话有问题。以前的经验教训，的确可以用来启发后人。但后来者，因为人性的弱点，一样会继续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必须做的是，前事之失，后事之法。不断将经验教训总结成相关的法律，才能以法律的方式，杜绝后患。比方说，若中原大战之后，以发动内战的罪名，将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逐一进行法律审判，以后何人敢轻易兴兵起内战！”，尧明淡淡地说道。邓小平1980年复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审判“四人帮”。这在中国法制建设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创举。邓小平还直接结束了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残酷内耗的年代。尧明师效邓小平，在抗日前，首先想彻底结束中国的军阀乱政时代。
尧明心中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难题，那就是蒋介石这种集军政于一身的集权，很难保证抗战的胜利。蒋介石在政治上，小聪明很多，却无大智慧。在军事上，有一定的号召和指挥能力，却没有多么出色的谋略。这个人最大的长处，就是善于在中国当时的各种混乱局面中和稀泥，干点拆东墙补西墙的事情，支持一个混乱局面。
当前中国的这种军队政治混一的局面，很像是蒋介石在多年统治中，根据自己的特色，量体裁衣定做的。人制的特色，就是扭曲体制，来适应个人的能力和作风。
最适合中国抗战和发展的，是军队与政治和经济分开。军队中，还要将作战与后勤分开，搞军队职业化。这样才能各司其职，提高效率。指挥官才能专心致志，指挥瞬息万变的战场。军队才能放弃各种政治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