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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道，顾名思义，就是武士阶级的道德规范。武士阶级是日本古代很早就有的一个特定的阶级，其人员构成并非只是打打杀杀的武士，主要却是知识分子。其性质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士”阶层。
从11世纪初期开始，日本的武士势力逐渐形成了地区性武装集团。无数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了武士团。武士团的首领称“物领”，下属称“庶子”。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执行首领的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的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新观念，成为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武士道思想是“只感化自己民族”的思想，对外则表现出它残暴的一面。在侵华的日子里，武士道的残暴本性，达到了新的高度。“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以及人类所能想到的一切残暴手段，在侵华的岁月里，展现无遗。“活体细菌实验”、“杀人以奠战马、军犬”、“剖开孕妇的肚子取出婴儿喂狗”、“杀人竞赛”、“用活人来练习刺刀”……不管你能想到的，甚至你想不到的种种手段，日本都有中国人身上实习过。
武士道起源于动乱的年代，在不安的环境因素下，如何保持镇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日本的武士阶级保留了祖先们残暴而洗练的气质。用尼采的话说：“如果把亚洲人的性格状况比喻成平原，日本就是一座突起的山丘”。他们认为，天皇本身是带有上天使命、而以肉体存在于地上的天神代言人。日本战败，则天皇受辱，忠义乃武士天职，武士此时正当为天皇效忠！
１８４０年时作为幕府统治支柱的武士阶层已衰落。
中小级武士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实际收入减少，幕府或大名为转嫁财政危机也不断削减他们的禄米，致使其生活日益窘迫，被迫转为诸如教师、医生、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有的成为失去士籍的浪人，有的成为商人的养子，或者转化为从事工商业者。这些下级武士希望对幕藩体制进行变革。
同中下阶武士一样困苦的还有农民。农民在沉重赋税的压迫下逐渐失去土地，成为一无所有的佃农，生活极为贫困，天灾人祸迫使农民不断起来反抗幕府的封建专制统治。1832年到1833年的大灾荒使得粮食严重歉收，饿死者无数，社会动乱不稳，农民起义与市民的捣毁运动一年就超过了百余件。在大阪地区，富商们趁机囤积居奇，市政官员不仅不救济百姓，反而勾结奸商哄抬物价。信奉阳明学的大盐平八郎本是维持治安的下级武士，因对幕府腐败不满而辞职，开办洗心洞私塾教授学生。1837年初，大盐忍无可忍，率其门徒发动武装暴动，横扫五分之一的市区，捣毁富豪住宅及米店等房屋万余间。但在幕府大军的镇压下很快失败。
与武士阶层和农民衰落相反，一些商人、高利贷者、借贷资本家和手工工场主则兴盛起来。
从18世纪初开始，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急剧发展，特别是因棉花、蚕桑、茶叶等经济作物的普遍栽种，德川幕府中期以后，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户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小商品经济生产者，从而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市场体系。由于这些商品生产者各自的生产条件不同，必然引起两极分化。一些条件较好的生产者不断积累财富，收购破产农民的土地，逐渐上升为地主。因为幕藩领主禁止土地买卖，所以土地兼并主要是采取抵押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地主一般称为“村方地主”，另外还有一种开发型地主，也就是一些商人、高利贷者、借贷资本家和手工工场主利用逐渐积累的资金，通过向幕藩领主承包垦荒，成为大量土地的所有者。到明治维新前夕，新兴地主通过上述两种途径占有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除较大的地主将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之外，中小城市地主通常是采取雇工经营的方式。由于他们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成长起来的资本拥有者，因而与手工业生产、商品贸易具有密切的关系，或者经营手工业，或者从事商品流通，成为一身二任的“豪农豪商”。
与此同时，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资本主义性质的家庭手工业或手工工场。例如在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出现了许多被称为“木棉寄屋”的农村商人，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棉纺织产品，然后转卖给大阪的棉布批发商。接下来，他们进一步通过“换棉”和“出机”的方式控制农村家庭手工业。所谓“换棉”是指商人供给棉花，农民在家里纺成纱或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酬金；所谓“出机”是指商人不仅提供生产原料，而且提供纺织机械，农民在家里织成布匹，按照成品获得酬金。再进一步，商人出资招募贫穷的农村妇女，集中在厂房中进行生产。此时的商人已变为资本家，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到幕府末期，这样的手工工场已有260多家，每个工场拥有六到十台织机。
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商人、特别是金融高利贷商人的力量逐渐增强。到十九世纪中期，仅在大阪一地经营汇兑业务、资本金在20万两以上的钱庄就有50多家。这些金融商拥有巨额财富，不仅控制了幕藩财政，而且对整个社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仅是他们借给各地大名的款项就高达6000多万两，只是每年的利息就值300万石大米，而各地大名每年运往京都、大阪和江户的大米也不过400万石，以至形成“幕藩疲弊，权落商人”、“大阪富商一怒而天下诸候惊”的局面。
积弱的日本成了西方殖民者口中的肥肉。
首先对日本下口的是俄国。沙皇俄国不断向东扩张，18世纪末沿千岛群岛南下，直接窥探虾夷。1792年俄使节拉克斯曼到达北海道的根室，要求通商，但遭到幕府的拒绝。其后双方在北方经常发生摩擦，1807年幕府将松前藩及虾夷地区全部作为直辖领地，同时设松前奉行，以对抗俄国的入侵。在南方，因英国船只经常靠近日本港口并引起纠纷，幕府在1825年颁布《夷国船打拂令》，要求各藩驱逐靠近日本港口或近海的外国船只。因经营虾夷地区与将军子女婚姻的费用惊人，为弥补幕府财政的严重亏空，大量铸造被称为“化政小判”的恶币。尽管幕府因此得到550万两的利润，但引起物价的急剧上升，结果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人力量的壮大。
与早期殖民扩张不同，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寻找国外市场和原料产地，以适应工业革命大规模兴起后的需求，而以中国和日本为中心的远东地区是其扩张的最后乃至最重要的目标。早在19世纪初期，英、俄、美等国不断派使节到日本，要求开港通商，均遭到德川幕府的拒绝。幕府甚至在1825年重申过去颁布的“驱逐令”，炮击靠近日本港口的外国船只。
面对日本的幕府的强硬态度，西方列强打算对其进行武力征服。
从历史上看。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理率四艘涂成黑色的军舰闯入东京湾，威逼幕府接受美国总统要求日本开国的亲笔信，并约定第二年春天给予回答。1854年2月，培理再次率七艘军舰到达日本，并与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向美国舰船提供煤、水、食品及其他需用品，救护遇难船员，美国可在两个港口设领事馆，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随后英国和俄国又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但在日俄条约中除增加了治外法权以及长崎为开港城市外，还规定了日俄两国在千岛群岛的边界。
1856年8月，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到日本，准备在下田设领事馆。经过与幕府的长期谈判以及利诱与恐吓，首先得到领事裁判权和在开港地的久居权，然后在1858年6月双方签定《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日本增加开放神奈川、长崎、新潟和兵库等港口及江户、大阪两城市；承认美国人在开港地的居住权和公使领事驻在权；通商自由及协定关税等。随后英、法、俄、荷也相继与幕府签定了类似的条约。由于这些条约均在安政五年签定，因而被称为“安政五国条约”。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通过这些条约不仅剥夺了日本的关税自主权，而且也得到领事裁判权和建立租界、行使治外法权等特权，从而使日本彻底向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