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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也大力宣传“下岗分流，自由经济”的好处。当时市里的电视报纸广播里，报道最多的都是对国有制经济弊端的批判，例如：“国有制经济没有竞争优势！”，“国营企业工人由于拥有长期合同，工作消极！”，“国营企业给国家拖后腿”，“国营企业效率极低长期严重负债”。
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这些都是必须要走的历程。而在这些过程中，作为这些国有企业的主人，原来的主人：工人阶级，感受到的痛苦最为明显。国有企业的这种转型期分娩的一时痛苦是难免的，这也是为新生命诞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而今年，改革的触角伸到了军工企业，而今天来的这些工人，主要来自这些军工企业的下岗工人。沙常市有好些大型军工企业，比如原来的三四六七九兵工厂，主要生产高射炮和舰船上的海炮，在80年代开始生产民品产品摩托车。但由于销售和某些质量问题，民用产品的摩托车销量并不大，几乎是从刚开始生产就亏损，一直到现在。
改制主要就是针对民品，宣布民品与军工脱离，民品破产，厂内民品车间的工人均被下岗。
还有一家军工企业是沙常机电厂，主要从事军事后勤设备生产！光是这两家军工企业，被买断工龄的工人就超过八千人，加上全市其他国企的下岗工人，沙常市的下岗工人已经超过十万。这还只是仅仅两年不到的时间，可以说市里拿出了极大的魄力，一下子将十万人推向市场，他们当然会感到阵痛。
改革本来就是要打破现有的框架，随著改革深入，大多数人必定会开始感觉痛苦，对改革产生怨恨。如果是少数人付出代价，大多数人受益，由于总量限制，阶级分化和私营经济仍然不可能孕育出来，社会分工仍然受到阻碍，经济增长仍然不可能获得必要动力，社会仍然只能在原有轨道上运行。这样的改革有何意义，这样的改革，怎么能改革中国的命运？
因此，经济转轨是今天中国不能不迈过去的一道坎。只有忍痛挨过去，才可能分娩出全社会的希望和未来。
虽然心时清楚，市里对国有企业的改制是势在必行，可是面对这些工人的怨恨，用强制的办法只会激化矛盾。这些工人会觉得他们被抛弃，会觉得他们享受了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还会置疑市里为何要把国有资产贱卖，因为那样，就是砸烂了他们的饭碗，让他们不再是单位上的人，不再是公家人。
他们一旦被推向社会，当然会手足无措，无奈之下，心中的怨恨会越来越深，当然会向政府发难，甚至走向极端！
改革会让人觉得痛苦，但痛苦只是暂时的，转轨完成后，社会关注的重点又会回到“公平”上来。在转轨过程中，一方面必须保证转型不被逆转；另一方面，必须考虑牺牲者的承受能力和感受，尽可能减轻阵痛强度，防止分化，走向极端。
朱代东理解工人们的感受，但他也知道，这是改革必然会造成的结果。有的时候，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以防矛盾激化，最好的办法是暂缓或暂停改革的步伐，甚至先退一步也未尝不可。
如果朱代东现在坐在主席台的最中央，他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决这件事。但今天，负部责的是市委书记蔡文敏和市长黄子良。自己还只是一只小虾米，在市政府里面，还没有到被摆到台面上来的时候。
望着窗外外面的人山人海，听着他们的漫骂和指责，朱代东心想，中国的改革必将艰难而漫长。而这仅仅还只是经济改革，如果以后进行政治改革呢？现在进行根本不敢想像，在经济改革没有达到一定的成就，政治改革根本不可能提上日程。要不然的话，就连经济改革也必将失败！
如果此时启动政治改革，在民主的制度环境下，这种迈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的转型是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的。人口如此之多！家底如此之薄！即使平均分配到个人，每个人又能得几何？中国的事，再大，平均到每个人头上，都成了小事。但如果每个人的小事，汇聚到一起，就会变成大事！
当民众明白自己将要到手的是什么时，难道他们还会投票赞成这种瓜分公有制的改革，何况还有俄罗斯的前车之鉴？除非采用欺骗和不负责任的承诺，否则，如果让民众自己选择，大多数人可能都宁愿回到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竞争压力的大锅饭时代。谁还会管它大锅饭到底能吃多久！
对于市里的国有企业改制，朱代东是举双手赞成的，但对于这种改制的速度，他却有些不以为然。沙常有句老话，是快三分假。没有学会走，又如何能去跑？一下子在全市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改制，一下子将十万下岗工人推向社会，一下子也会增加各种矛盾！比如今天的事，工人有错，但市政府也未必无过。
只可惜朱代东的这些想法也仅仅只能自己想想而已，不要说实施，能跟别人说说都不可能。朱代东倒是在雨花县慢慢的实践着自己的理论，县里现在只对几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进行了改制。而对其他几家举步维艰、勉强支撑的国有企业并没有太大的改制。只是引进了沿海的一些先进管理经验，和竞争机制。
对国有企业改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人的安置，在雨花县的私营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没有蓬勃发展起来之前，对国有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未必就是件好事。现在那些国有企业，就像一种社会福利机构，在代替政府安置着那些以后将要下岗的工人。
朱代东他是人，而不是神，他不可能让每一家企业一到自己手上，马上变成会下金蛋的母鸡。没有一定的条件，没有一定的优势，企业要实现扭亏增盈，不会那么简单。
朱代东装着在听蔡书记和黄市长的讲话，实际上早就神游天外，他在这里，只有听和想的权利，而没有说和做的资格。
市委决定，由市长黄子良出面，先接见工人代表，安抚群众，听取工人的意见。很快就有消息传来，工人代表们提出了要求：一、补偿没有到位的工龄买断钱；二、解决下岗工人的医疗保险问题；三、补偿不到位的失业救济金；四、要求和目前的没有下岗的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五、合理解决养老保险问题；六、追究三四六七九厂和沙常机电厂走到今天的原因，严肃惩处贪污腐败分子，给广大职工一个交代。
朱代东听到条件，心中笑了笑，提出这样条件下人，一定是个理想主义者。
（未完待续）
第二百七十二章 谈判陷入僵局
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孕育出私有经济，化生出阶级。在转轨过程中，“公平”是暂时不能不被置于第二位的价值。要刺激起经济增长的效率，建构起经济发展的动力，对“公平”的关注，暂时就只能止于底线之上。
什么是底线，不造反、不做出打砸抢的事、不扰乱社会秩序、不违反法律，这就是底线！
这实际上又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公平观！
传统观念认为，结果平均的“公平”，只是一种空想。现实可行的，是阶级社会中人人有机会改变命运的“机会平等”。
马克思蔑视这种公平，认为资本主义的“机会平等”中蕴藏著大量不平等的罪恶。老马是对的，真正的“公平”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从来不曾有过。老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设想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灭阶级，实现结果平均的理想。但一方面私有制的消灭抹杀了社会分工，使社会发展丧失了最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公有制国家的强势集团在私有财产之外据有了大量特权，制造了新的不平等。
事实上，只要资源稀缺性存在，实际占有上的不平等就不会消失。反复试错的结果是，人们不得不接受“机会平等”的有限公平，承认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均结果。中国正处在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间的不平等，必然比已成型的阶级社会更甚。
也正是因为如此，朱代东很理解今年国务院主导的宏观调控中，不放弃低效的国有经济。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不能完全按经济规律办。给陷入困境的大型国企输血，既是一种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必要妥协，更是一种顾虑到大多数人即时利益的策略让步。
如果国家金融力量转而支持私有企业，那么本来就已经陷入困境的国企，在遽然断奶下，必然会訇然倒下。那不但在政治上不好交代，成千万上亿的失业工人更无法安置。正在扩张中的私企难道能容纳下这么多工人？
中国的失业问题，根子在人口过多，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