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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听了一遍这些商人们的诉苦，便很明白的知道，这些商人并不是拒绝缴税，而是拒绝缴纳没有任何回报的税收。
他想了一会之后，决定还是同这些商人们，做一次老实的交谈。
“朕刚刚听过了，各位讲述的不缴税的理由，那么朕也谈谈为什么各位要支持朝廷征税的理由。
钱塘江潮是天下第一大潮，壮观景色天下无。朕听说，每年大潮之时也是两岸百姓提心吊胆之日。唯恐大潮冲垮河堤，淹没两岸的良田。
诸位都是浙江人，听闻还都是居住在钱塘江两岸居多，难道对此就无动于衷吗？”
宁波商人孙春阳顿时开口说道：“我等身家都在此处，怎么敢不上心呢？每年修筑海塘，我等都是出钱出力的。”
朱由检笑了笑说道：“修建捍海塘，靠土塘可不够。想要抵御钱塘江大潮，只有修建石塘，还要在石塘之外再设置防波堤。只有这样，才不用年年修塘，却又年年溃堤。”
孙春阳眼睛顿时一亮的说道：“莫非陛下说的是昔日浙江水利佥事黄光升创造的五纵五横鱼鳞石塘构筑法？”
另一位商人立刻打断了他说道：“鱼鳞石塘之法虽好，但是每丈石塘，造价高达300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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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浙商的选择
“是啊，正因为每丈石塘高达300两白银，所以依靠个人或是单个地方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朝廷所征收的商税正应当为此而设。”
朱由检拦住了其他商人认为不可能完成捍海石塘的发言，在各位商人陷入沉默时，他继续补充道。
“浙江所征收的商税，2成将会留给地方官府使用，4成将会指定用于修建捍海石塘，整个钱塘江两岸按照被江潮危害的程度，将会全部修缮一遍。剩下的4成才会上缴给朝廷。”
孙春阳看了看左右同乡的表情，才试探的对崇祯提出：“陛下，钱塘江受到江潮影响的区域约数百里，陛下预备在多长时间内，修缮完所有的捍海石塘。”
孙春阳的问题引起了所有商人代表的关注，修建捍海石塘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朝廷好大喜功，想着要在几年之内完成这一壮举，那么这就是浙江人的灾难。
他们这些浙江商人宁可忍受年年溃堤，年年修土塘的困境，也绝不会去支持皇帝的设想。
朱由检想了想，谨慎的回答道：“钱塘江大潮虽然对两岸百姓都构成了威胁，但是北岸的威胁又大于南岸，而北岸部分地段的危险性又大于其他地段。
因此，朝廷将会统一建立一个钱塘江治理委员会，对钱塘江各段江岸进行评估，然后按照重要程度进行施工。
这个委员会不仅要有朝廷任命的治水官，当地士绅，水利专家，还应该有各位商人代表的一席之地。
委员会不仅要决定修筑捍海石塘的先后秩序，还有权决定修建石塘所用的各种原料，和监管资金的使用去向。
钱塘江两岸的捍海石塘是百年大计，自然不会局限于几年之内完成。朕以为应当经过仔细的考察，制定出附和常理的施工工期，在合理的年限之内完成才是。”
皇帝的解释打消了这些商人代表心中的疑惑，但是对于所增收的商税朝廷要拿走4成，让这些商人们感到肉疼。
特别是靠近宁波地区的商人代表们，他们的家园遭遇钱塘江大潮的威胁较少，修建捍海石塘的方案，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是吃了亏了。
但是在浙江省内，宁波地区的商人地位、势力，远不如江北杭嘉湖平原上的商人。因此他们也不能公然站出来反对这个方案，只能以朝廷提取的商税比例太高为由，做为消极对抗征收商税的手段。
朱由检并没有答应这些商人代表，调低朝廷抽取商税的比例。而是胸有成竹的抛出了另一个诱饵，成立舟山自由市，作为对外贸易港口的设想。
老实说，成立一个对外贸易港的诱惑，对这些商人代表们的吸引力并不算大。就算没有这个公开的名义，宁波的士绅豪商们，也同样在进行走私贸易。
但是一个让商人们掌握行政权力的舟山市，却终于引起了这些浙江商人们的兴趣。除了司法和海防之外，其他施政的权力由商人推举代表进行公论，这显然打动了这些商人代表们心中的权力欲望。
孙春阳总觉得自己听到的话语不是真实的，他不由出声向崇祯求证道：“陛下的意思是，朝廷除了这个舟山市的司法、海防和征税之外，其他的一切事务都不会插手吗？”
朱由检仔细思考了一回，才谨慎的说道：“大致上是如此，当然商人代表们推举的舟山自由市市长，必须要经过朝廷的任命，朕不会允许一个非大明人士，或是一个罪犯，担任舟山自由市的市长。”
“陛下所言甚是，这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孙春阳等商人代表们，顿时向皇帝附和着。
一位商人代表则有些心情激动的向崇祯询问道：“敢问陛下，这个市长是几品官，可能够享受朝廷正制官的待遇吗？”
朱由检听了不由一愣，他扫视了一眼下方的商人代表们，发现这些商人代表们都一脸期待着等待他的回答。
他心里思量了半天，才觉得自己以为最重要的，舟山自由市的权力下方，在这些商人的代表的眼中，却成了进入官场的终南捷径了。
朱由检想着便说道：“现在当然是不可能，朝廷对于舟山自由市的设想依然存在保留态度，只有在证明了自由市的方式是可行的，我们才能考虑其他想法…”
在经过了一番艰难的会谈之后，20名浙江商人代表们，都向皇帝承诺，他们会支持皇帝在商人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商税改革方案。
从浙江商人代表的会场走出来，朱由检对于整个商人代表大会能否召开成功，已经有了大半的底气了。
不过他也知道，这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而已。他可以左右商人代表大会通过有利于朝廷的商税改革方案。
但是想要真正把大会通过的商税改革方案落实下去，把商税按照规定征收上来，这却是另一回事。
大明是一个宗族社会，自然商人势力的兴起，也是按照地域发展起来的。
围绕洞庭湖、太湖区域的商人，苏松一带的布商等等，但是真正能影响到大明各地商业活动的商人势力，却只有两个。
一个是以山右商人为代表的，山陕商人。他们主要靠输边的粮食和盐两门生意发展起来的，一度掌控了西北地区的商业。
随着开中法的衰败，朝廷对于边境贸易的打击和控制，这些商人们逐渐把财力转移到了两淮盐业上。淮扬盐商曾经就是晋商的代名词。
当然，随着大明朝政的腐败，中枢威望不断下降。西北地区的边境贸易又再度活跃了起来，不过都是以边军和商人勾结实施的走私贸易为主。
而可以和山右商人相抗衡的，这是南方的新安商人。这些在大明中后期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徽州商人，凭借着粮食、木材和典当行的生意发家，在长江以南拥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在长江以南的部分内陆地区，甚至有无徽不成市的说法。到了崇祯登基的时候，徽州商人的财力，也开始逐渐向两个行当上聚集了。
一个是典当业，徽州商人同官员之间的良好关系，及同乡之间的互助精神，使得他们可以筹集起较大的资本，和降低无法回收债务的风险。
而另一个，则是大明商人们都眼红耳热的盐业。朝廷每年所收到的盐税不及正常额度的十分之一，而各地的盐价却始终居高不下。可想而知，盐业的暴利都落进了谁的口袋。
一个一文不名的商贾，找到门路进入盐业之后，十数年后就能聚敛起十几、数十万两的资产，这种商业神话只会发生在盐商之中。
资本是趋利的，正因为盐业的这种暴利，导致了大明的财富不断的向盐业集中，而无法分润给其他手工业。这也使得，江南的经济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雇佣关系，却始终不能跨过最后的门槛。
如果朱由检想要在商人代表大会通过征收商税的方案后，尽快落实这些措施，凭借现在腐败而低效的大明征税体系，显然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
而朱由检认为，最适宜监控这些商人经济活动，协助税收工作的，某过于晋商和徽商手中的典当业了。
拉拢其中一方，打击另一方。无疑是政治斗争的不二法门，同样也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