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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纳粹学者参与了围攻爱因斯坦的“犹太人的”和“布尔什维克的”物理学。出乎意料的是，大约同时在苏联，著名的斯大林主义知识分子也公开把相对论斥之为“资产阶级物理学”。至于受攻击的理论的实质是否正确当然从来未加审慎地考虑过。
爱因斯坦虽然已与传统的宗教有了疏远的鸿沟，但他还是把自己看作犹太人，这完全是由于二十年代德国反犹太人运动的增长所致。但根据他的传记作家弗兰克philippfrank的看法，并不是所有支持犹太人复国运动的团体都欢迎他的，因为他要求犹太人协助阿拉伯人作出努力并理解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对文化相对主义的热诚使包含着困难的感情问题变得更令人印象深刻。然而，他仍然支持犹太复国运动，尤其是在三十年代，当欧洲的犹太人复国运动的绝望情绪日益增长时，他继续支持这种复国运动。1948年，爱因斯坦被提名为以色列的总统，但他婉言谢绝了。假如爱因斯坦当了以色列的总统，近东的政治将会与今日的情况有什么不同，想一想这一点倒是很有趣的。
在离开德国以后，爱因斯坦获悉，纳粹竟用两万马克买他的头。“我却不知道我的头竟会这样值钱”。他接受了刚刚建立的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委任，此后他就在那里度过他的余生。当问到他想要得多少薪金时，他提出三千美元。这时一种惊讶的神色掠过了研究所代表的面庞，爱因斯坦以为自己提得太多了，应该提得更少一些。结果他的薪金是一万六千美元，这在三十年代是相当可观的了。
爱因斯坦的声望很高，所以，其他移居美国的欧洲科学家很自然地在1939年提议由他给弗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写信，建议发展原子弹，以超过德国取得核武器的努力。尽管爱因斯坦当时并没有从事核物理学，而且对后来的曼哈顿计划也没有起作用，但他的这封信却导致了曼哈顿计划的建立。诚然，没有爱因斯坦的强烈要求，美国也很可能会发展原子弹。甚至没有e＝2，由安东尼贝克勒尔antoinebecquel所发现的放射性以及由恩斯特卢瑟福eestrutherford对原子核的研究这两者完全**于爱因斯坦也非常可能导致核武器的发展。爱因斯坦对纳粹德国的痛恨使他久已放弃了和平主义主张，尽管这种放弃使他相当痛苦。但当人们后来发现，纳粹不可能发展核武器时，爱因斯坦懊悔地表示，“我要是知道德国人不会发展原子弹，那我就不会为了发展原子弹做任何事了”。
1945年，爱因斯坦力陈美国应与佛朗哥的西班牙绝交，因为佛朗哥在二次大战中支持纳粹。当他注意到歇斯底里的潮流兴起时，他骤增了烦恼的感情，他看到了类似于三十年代在德国出现的某种东西。他竭力为拒绝在非美活动委员会驻地前作证的人辩护，他说，每个人都应该“准备下狱和经济破产要为他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福利”。他认为，每人都有拒绝与破坏公民合法权利合作的责任。这一点尤其适合于对涉及公民的私人生活和政治关系所作的一切审讯。爱因斯坦抱定这种态度，向新闻界发表了许多抨击性言论。参议院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1953年说，提出这种主张的任何人，其“本人就是美国的敌人”。爱因斯坦晚年，在某些小组织内流行着这样的说法：爱因斯坦公认的科学天才与他支持解雇的“天真的”政治观点合而为一。但时代已经变了。我不知道，如果坚持下面这样一个不同的倾向来谈这个问题是否更不合乎情理，即：在种种观念能够被定量且能以极度精确性加以检验的物理学领域内，爱因斯坦的洞察力是无与伦比的，而且使我们深为惊奇的是，当别人在混乱中迷失方向的地方，他竟能看得如此清楚。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在为黑暗笼罩的政治领域中，他的洞见不也可能具有某种基本的正确性吗
在普林斯顿的那些岁月里，爱因斯坦的热情始终常留在他的精神生活中。他长期而艰苦地从事统一场论的工作，力图在同一个基础上把引力和电磁力结合起来，但是人们普遍地认为他的努力一直没有获得成功。他生前看到了他的广义相对论已成为理解大尺度宇宙结构及其演化的基本工具，并且已令人欣慰地证明了广义相对论在今日天文物理学中充满活力的应用。他从来不曾想到他会这样地令人敬慕，事实上，他抱怨他的同事和普林斯顿的研究生们不事先告知他而不期然地过访他，以致怕搅乱了他的工作。
但是，他写道，“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炽热兴趣，同我显然地与男人和女人直接接触的淡漠，两者总是形成古怪的对照。我实在是一位孤独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属于我的国家、我的朋友，或甚至我的家庭；在所有这些关系面前，我总是感觉到有一定距离并且希望保持孤独，而且与年俱增。这种孤独有时不免有点难受，但我并不因为得不到别人的了解和同情而惋惜。诚然，我由此而失去了某些东西，但我也同时得到了补偿，因为我将不为别人的习惯、意见和偏见所左右，并且能够不受诱惑地把我的内心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他一生的主要消遣是拉小提琴和乘帆船航行。爱因斯坦在某些方面看起来象是一个成年的孩童hippie。他任其白发长得长长的，爱穿毛线衫和合身的皮茄克，配以领带，即使接待著名的来访者也是这样的穿戴。他完全不做虚假之态，也没有这种喜好。他解释说，“我对任何人都用同样的态度说话，不论他是清道夫还是大学校长”。他经常接近民众，有时愿意帮助高中学生解几何题，而且并不总是成功。他发扬最好的科学传统，向那些经受了严格标准的证据检验的新思想开放。他虚心地接受新思想，但却怀疑关于近代地球史中行星灾变说主张，怀疑那些所谓超感官知觉的特异功能实验，他之所之怀疑后者，是出于这样的异议，即所宣称的心灵感应能力，应不随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距离增加而减弱。
在宗教问题上，爱因斯坦比许多人想得更深，并且一再被人所误解。在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美国时，波士顿的天主教红衣主教奥康内尔onnell警告说，相对论“隐匿着无神论的可怕幽灵”。这使得纽约的一位犹太教牧师深为惊恐，并电询爱因斯坦：“你相信上帝吗”爱因斯坦回电说：“我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它显示出一切存在物的和谐一致，但我不信那关心人的命运和行动的上帝。”这是今日许多神学家所信仰的更微妙的宗教观。爱因斯坦的宗教信仰是非常真诚的。在二三十年代，他极其怀疑量子力学的基本信条：在物质的最基础层次上，粒子的行为如海森伯测不准原理所表达的竟是不可预言的。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与宇宙掷骰子。”在另一处他又断言，“上帝是微妙的，但它并不心怀恶意”。事实上，爱因斯坦是如此地喜爱这些格言，以致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bohr有时转向了他，并以某种激怒的口吻说，“停止谈论做什么事的上帝吧”但有许多物理学家认为，如果有人懂得上帝的意图的话，那么，他就是爱因斯坦。
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之一就是这样的箴言，即没有物质客体能够如光一样快地运动。这个光的障碍已经证明使许多人讨厌，这些人希望在人们最终所能做的事上没有任何强制因素。但是，光的极限容许我们理解以前用简单而精致的方式所不能理解的世界上的许多事情。然而，在这里爱因斯坦去掉了这种方式，而给出了另一种方式。狭义相对论有若干推论似乎是违反直观的，与我们的日常经验相矛盾，但当我们运动速度接近光速时在这种速度下常识已不再适用了参见第二章，许多推论就以一种可探测的方式突现出来了。这些推论之一就是，当我们以充分接近光速运动时，时间就变慢了：我们的手表，我们的原子钟，我们的生物成熟过程，统统都变慢了。因此，以非常接近光速旅行的交通工具，能在任何两空间旅行不管距离有多远；但在与之并行的太空船上而不是在发射的行星上测量时，旅行所花的时间却非常之短。所以，我们也许有一天旅行到银河系的中心，又以平行飞船上测量所得的几十天时间返航，但在返回到的地球上测量时，逝去的时间将是六万年。这时看到我们出航的朋友已大多死去，只有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