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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北、西、南三面有太行、伏牛、熊耳、外方、桐柏、大别诸山环抱，中部和东部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被誉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自西向东穿境而过。淮河水系和海河水系的主流以及长江水系的支流丹江也流经此地。中原自古为咽喉要地，被视为“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
我们时常听说的是得中原者得天下，历史上的经验也不断验证这个命题，现在我简单说一下自己理解的其中的道理。
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中原在历史上的富足，但是这个富足只是一段历史时间的富足，并不是长期的富足，在中国南宋以后，江南的财富就已经远远超过北方，其后的朝代很大程度上北方的经济均依赖南方的漕运支持，所以富足不是导致这个命题成立的主要原因。
再者，我们就可以想到了上一篇历史文章提到的古代的作战半径问题，古代受运输能力的限制，作战半径是有限的，而中原地处中国地理位置的中央，这样从中原而征四方，到哪里作战半径均不会太远，占有了中原，作战半径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在历史上的各种征服活动也是均要通过征服中原再征服四方，所以占有中原解决作战的半径问题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但是历史上更多的得中原是在诸侯从中原的混战后脱颖而出的，所以这个原因也不是问题的全部。
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就要认识到战争和统治最关键的力量之所在，这个力量就是人的集中，古代冷兵器时代人数就是战斗力，谁能够迅速聚集大量的作战人员谁就是王。中原的地理地貌，是广阔的华北平原，是中国最大的人口密集的平原，那时东北还是原始森林人口稀少。在古代的通讯和国家管理水平下，人口密集的平原最容易集中，而江南虽然富足，但是水网密集，山川丘陵，人很难大量集中，反而成为战乱的避难所，而为战争而集中人口进行作战，自愿的事除了战国时期为了不当奴隶外，基本都是带有强迫质，江南的地理况通讯不利又太有利躲藏，是很难集中战争资源的。而中国的东北人口稀缺，草原、西部的荒漠、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等就更不用说了，即使是现代在平原上征兵也是很重要的，中国的河南、山东等地均为我国最重要的兵源地，而其他山区省份就比较少，这些都有历史的因素。
所以历史上的征服者一旦占有了中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中原征集大量的人口进行战争，当年李自成的重要谋士李岩建议安抚河南结果被杀，已经成为李自成失败的历史原因之一，而李世民、曹cāo）等占有了中原，就占有了天下，因此得中原最重要的就是要得到这些战争资源，有了它才能够得天下，这是中国版图区域内最好的战争资源。所以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
因为郑州地处中国的中部，连接着东西南北，所以，自古以来，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这句话意思的最初表述，是在战国末期，秦制定统一六国战略时，战略家向秦王献策：“韩国、魏国地处中国的中心，大王您如果想要称霸天下，必须先占据这个中心地带。”这是对“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最早说明。从战国时期以至秦汉，经魏晋唐宋，直到近代的中原大战、北伐战争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逐鹿中原”演绎了历史兵家定鼎中国的英雄神话。
“得中原者得天下”这句话最早出现于战国末期，当时范睢向秦昭襄王献统一天下之策，言道：
“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枢也，王其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之枢，以威楚赵”。
意思就是说，韩国和魏国处在天下的中心地区，如果秦国想要称霸，就必须夺得这个地区。
至此以后“涿鹿中原”成为了争霸天下的代名词。那么何谓中原？中原地区到底有什么战略价值能让古人说出了“得中原者得天下”这句名言呢？得中原者真的能的得天下吗？
自古“中原不过淮，自江以南则曰越”。中原地区广义上指的是河南省以及其周边的一些地区。这里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
古人说“得中原者得天下”也是因为看中了中原地区富饶的民生经济和地理位置：
第一、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物产丰富，地形平坦，农业相当发达。
在以农桑为主的古代，中原地区一般是饿不死人的，家家户户可以种粮食，当地的土壤适合种植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一年两季的产量。至今河南地区依旧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产地。虽然在南宋以后南方经济超过北方，但中原地区依旧相当繁荣。
第二、从战略上讲中原地区可以说位于“天下”中心地带。
如果能够占据中原，对外作战半径都会得到极大地缩小。作战半径变小意味着你的后勤运输压力就会小很多，能够极大地节约军队开支。
第三、人口，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了，古代中原地区人口稠密，集中。
古代江南地区虽然人口也多，但过于分散。在冷兵器时期军队数量就是最重要的战力标志，谁的兵多谁胜的机会就大。而中原地区庞大的人口能够提供充足的兵员。古代的统治者一旦占据中原以后第一件事基本都是召集兵员，扩充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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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7章 秦开帝业
商鞅变法，为秦开帝业！
商鞅，本是卫国人，原名公孙鞅，又称卫鞅。起初，商鞅是魏国丞相公孙痤的家臣，公孙痤非常赏识他的才能。公孙痤去世前曾向魏惠王举荐商鞅，并表示如果不能重用他，就趁早杀了他，以免他后被他国重用，危及魏国。但是，魏惠王并没有理睬公孙痤的建议。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正式登基。当时，各诸侯国会盟，却拒绝秦国前来参加。秦孝公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为了改变“诸候卑秦”的落后局面，使秦国富强起来，他决心变法改革，并颁布了“求贤令”。
当时，商鞅在魏国得不到重用，便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了秦国的都城栎阳。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商鞅见到了秦孝公。前两次的时候，商鞅向秦孝公讲述了尧舜等帝王的治国之道，但秦孝公并不感兴趣。第三次的时候，商鞅道出了自己的真正主张，以法家学说为治国纲领，以“霸道”治国，并建议秦学公尽早进行变法改革，从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次，商鞅的意见得到了秦孝公的赞许，被任命为左庶长，主持变法。秦孝公六年，商鞅推行了第一次变法令，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重农抑商，奖励耕织。规定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鼓励农民努力耕织，凡是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以受到奖励，免除徭役。凡是从事工商业，或者因游手好闲而陷于贫穷的，全家都要到官府充当奴婢。第二，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建立军功爵制。规定凡是没有立军功的宗室子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根据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官吏。同时，根据爵位的高低占有不同数量的田宅，拥有不同数量的奴婢。严厉止私斗，凡是擅自私斗者，根据节的轻重，处以不同的刑罚。第三，采用李悝《法经》作为法律，推行连坐法。规定百姓要登记户籍，以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各家相互纠察，如果一家犯法，其他九家必须举报，如果不举报，则都要遭到“连坐”。同时规定，旅店不能收留没有官府凭证的人住宿，否则店主也要遭到“连坐”。
秦孝公十二年，秦国迁都咸阳，商鞅推行了第二次变法令，在第一次变法的基础上对政治、经济提出了进一步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推行县制。规定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合并乡邑为三十一县。每个县都设县令，负责县政；设县丞，辅佐县令：设县尉，掌管军事。第二废除并国制，开阡陌封疆。国家以法令的形式承认土地私有，许百姓开荒，许土地自由买卖，赋税按照每个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第三，创立按男丁征赋办法。规定凡是一户有两个儿子，到了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加倍征收赋税。第四，统一度量衡。为了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规定了标准的度量衡器，标准尺约合今0。23米，标准升约合今0。2升。同时规定了斗、桶、权、衡、丈、尺等度量衡。
由于商鞅变法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他们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和抵制不过，在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