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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所谓“结硬寨，打呆仗”。具体而言，就是不论和谁打仗，去了城池外先勘察地形，选好扎营地，挖壕沟、扎花篱，把自己与敌方隔离开来。
勘察地形一般找背山靠水之地，既可以防止偷袭，也可以保障饮水供给，当然也得给自己留下退路。
壕沟一般深一尺，是用来防止对方步兵的，挖壕沟的土也要搬到较远的地方，避免敌人用挖出来的土回填壕沟。花篱，不仅要高，而且有两三层之多，是用来防止对方骑兵攻击的。
如此，曾国藩的硬寨就结成了。
这样的寨子一旦结成，在冷兵器＋火枪＋少量红衣大炮的时代，既可以防止偷袭，也可以防止骑兵冲锋，注定要把敌方给困死的。
当然，世界上没有傻到坐以待毙的敌人，即便有，也不要去指望敌人蠢。所以敌人一定会骚扰、进攻，避免这个包围圈形成。
此时，曾国藩“结硬寨”的战略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他手下的湘军，根本不和你恋战，敌人来袭，一排子火枪就打退了；只要敌人一退，湘军就开始挖壕沟。
如此循环一段时日，壕沟挖好后，湘军干脆直接窝到寨子里不出来了。
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湘军因为有了“硬寨”，进可攻、退可守，已立于不败之地。处在不败之地，又不急于求成和进攻，重在防守，手下湘军每次打仗死亡率就会很低，打胜仗的士气就会很高。
而敌方因为被围困，无法得到外部物资补给，每天都在消耗粮食、弹药和士兵，是无法打赢持久战的。
依托挖沟扎篱“结硬寨”，非到万不得已不进攻，只守着，把敌方围困至弹尽粮绝，就是所谓的“打呆仗”。基本上，一旦被湘军围困住，最终的结果都是弹尽粮绝、人心涣散、乖乖投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而这种打法正适合高务实这样，自认指挥能力一般，但长于后勤补给运作，可以保证充足的物力用于围困敌人的指挥官。
本来他在清化城下就是打算打呆仗的，但郑军南逃，让他这个计划落了空。
大举追击？目前的情况下看起来不是不行，但高务实对于打仗谨慎得近乎保守，所谓“为虑胜，先虑败”，万一对方设伏呢？
自己不就成了追着弃守洛阳的董卓而去，却被李儒的伏兵打了个全军覆没的曹阿瞒？
虽说自己现在看起来军容鼎盛，可是要知道，这里面一半人是之前的莫军啊。
这种人，跟着高务实的所谓“大明天兵”打顺风仗是没有问题的，也不敢有什么异心，但是万一的万一，“大明天兵”居然吃了败仗，那他们跑起来只怕比狼兵还快！
何况狼兵的另一半主力还在岑凌那里呢，要明天才能赶到清化，现在如果追击郑军，主力只有黄芷汀部，这个危险高务实一点都不想冒。
必胜的局面，有什么好着急的？郑军丢了清化，肯定士气低落，更南边的顺化和广南又在首鼠两端的阮潢手里，现在肯定不会支持郑松，郑松就算南逃，手里也只有一个乂安——这我还能让他翻起浪花来？
所以不着急，稳稳当当的打呆仗，慢慢推过去就行了。
曾国藩的指挥乏善可陈，但谁能否认他是平定太平天国第一功？
谁都想付出最少、收获最多，谁都喜欢暴富、坐地官升三级。可是这种好事，有固然好，但没有也不必气馁。大多数人还是需要通过持久的努力，通过每次努力积累下的微小优势，获取经验、技巧和能量，才能让能力晋级、让财富增加、让权力得到巩固和提升的。
毕其功于一役固然好，但保持每一战都占据优势，不怕这优势有多小，注重积累，积小胜为大胜，也能笑到最后。
况且，这次清化之战怎么说也不算小胜了——渡江作战打掉的敌军，估计各处相加也能有个万把人，清剿残敌估计能搞定两万以上到三万，还赶走了郑松，拿下了贼巢清化城。
这怎么会是小胜呢？郑松经此一役，丢了老巢，丢了至少一半的军队，实际掌控的地盘只剩下一个乂安，南边的阮潢听说之后也肯定会更加畏惧……这是大胜啊，大捷啊！
高务实一声令下，大军谨慎进城，同时自己已经开始想着怎么上疏朝廷了。
拿下清化可不是拿下升龙，升龙理论上本来就是“大明疆土”。而清化，则是黎朝开国皇帝黎利的老家，黎利是谁？他是靠着蓝山起义，最终把大明逼得不能不退出安南的罪魁祸首！
大明在后世被称为“刚明”，大明的复仇观是什么？
“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
暴打后黎朝逆臣，夺取黎利的老家，这样的大功，高务实要不借此谋点好处，他还是高务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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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章 文治才是我的专业
清化城虽然是黎利的老家，又是眼下后黎朝的老巢，但这座城市并不算大，最多也就两个新郑县的大小。
高务实大军进城之前，先以广西巡按御史身份晓谕岑黄两部狼兵及莫朝投诚之军，表示军功之赏会由他算清拨给，入城不得擅自抢掠。
岑黄两家土司也约束众狼兵，说清化与外清化可能是他们两家的酬功之地，抢掠者视同抢掠土司，然后拿出高务实此前赏给他们的银子先赏赐给狼兵，稳住军心。
莫军的底层士兵对此有些不高兴，认为郑氏是其大敌，如今既然溃败，正要把旧仇好好算一算。然而莫军高层对此颇为赞成，莫玉麟与阮倦两员大将都表示：高公欲为黄尚书，此安南万世之福。
莫玉麟和阮倦提到的“黄尚书”，乃是当年永乐朝时大明的交趾布政使兼按察使黄福。
黄福在交趾期间，除了尽力做好“编民籍，定赋税，兴学校，置官师”及各项日常行政工作外，还曾“数召父老宣谕德意，戒属吏毋苛扰”，特别是对一些仗势扰民引起地方混乱的权势人物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与宦官马骐的斗争。
永乐十五年，中官马骐以镇守和监军的名义到交趾，“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他规定交趾每年必须岁贡扇万柄，翠羽万只，又借机抢掠，抢夺民间珍宝、古玩，史载“淇暴而残，交人苦之，三年问判者四五起”。
由于马骐激变，交趾局势一时又变得严峻起来。黄福除了协助交趾将军丰城侯李彬全力平定叛乱、重点打击声势最大的黎利外，还积极对民众采取安抚措施，对马骐估宠虐民之举，“福数裁抑之”，不因他是成祖的亲信宦官而屈从，而是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黄福与马骐的斗争对于减轻百姓负担、缓和因马骐搜掠而激化不稳的交趾局势起了很大作用。马骚民之举动因黄福的抵制而难以全面得逞，不免对黄福恨之入骨，竟向明成祖写信“诬福有异志”，但因成祖对黄福很了解，马骐的陷害未能得逞。
在黄福和李彬恩威并用之下，黎利等人的叛乱也一度被平息下去。到永乐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召还黄福之时，黎利已被击败并逃到老挝，威胁也曾一度消除。
黄福在交趾18年，被认为“视民如子，劳辑训伤，每戒郡邑吏修抚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条画，无巨细咸尽心焉”。他的举措得到了安南人的高度称赞，他也因此受到交趾各阶层的爱戴，临回国时，“交人扶携走送，号泣不忍别”，出现了万民空巷，主动送行的场面。
黄福离开交趾不久，宦官山寿掌权，交趾的上层官员中争权夺利的纷争日趋激烈，政令军令出自多门，陷入混乱之中。
黎利见有机可乘，乃率众从老挝杀回交趾，企图东山再起。大敌当前之时，交趾的文武官员却无法按统一步调行事。
陈洽虽以兵部尚书兼布、按二司事，却无力挽救局势，他要求掌握军权的征夷将军陈智、总兵方政和中官督军山寿协力进兵剿灭黎利，但是三个人谁也不听他调遣。
山寿原与黎利交好，一意主抚，而对黎利攻城掠寨竟拥兵不去救援。陈智虽为武将，但“素无将略，惮贼，因借抚以愚中朝，且与方政注，遂顿兵不进，贼益无所忌”。方政有勇无谋，又与陈智互不相容，互不配合，因而屡战屡败。以致黎利势力坐大，地盘也越占越多。
陈洽不得已向朝廷求援，但朝廷所派的征夷将军王通也是庸劣之才，他不听陈洽劝阻，轻易进兵，结果中伏大败。此后一踱不振，“一战而败，心胆皆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