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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务实这时也已看清来人，笑着拱手道：“小弟见过表兄，表兄神采飞扬，看来也是胸有成竹了，恭喜恭喜。”
原来此人居然是张四维之子张泰徵，乃是高务实不折不扣的表兄。
张泰徵一听这话，却有些懊恼起来，道：“刚才有一句，我写的时候觉得还不错，结果刚才一走出内帘，忽然想到可以改一个字，改完还能更好一些，唉，失策，失策啊！”然后才一下子忽然发现高务实身边还有两人，才知道还有人比高务实交卷更早。
张泰徵曾听父亲张四维说过，高务实写文章速度极快，拿小三元和解元之时都是头一个交卷，却不料今日强中更有强中手，居然有两人比高务实成文更快，不禁大感兴趣。
高务实连忙为他们互相介绍，交换了名、字。张泰徵一听他二人还是两兄弟，不禁笑道：“也是巧了，本来我兄弟甲徵也要参加今年的会试，谁知年底的时候病了一场，没柰何只好等下一科了，要不然今日倒是有趣得很。”
不过他心里倒是想的另一茬：这萧氏兄弟提前交卷而出，而且面色平静，看来是颇有自信，幸亏他二人是湖广汉口人士，这湖广举人走的是南榜，倒是不佔我北榜的名额，要不然必然又多了两个厉害对手。
转念又想道：不过这次北榜竞争也够激烈了，父亲说我文章虽成，但要考过务实却是难上加难，想必会元定是与我无缘了……罢了，只要能中个二甲也就是了，到时候有父亲在阁，即便他一言不发，我应该也能拿个庶吉士，倒也不负多年苦读之功。
谁知道张泰徵这话居然颇有些一语成谶的意味，等到“继烛”之前，他们居然又等到两对兄弟考生。
其中一对兄弟考生自称陕西华州举人，其名为王庭撰、王庭谕，二十六七岁年纪；另一对更是熟人，乃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和三子张懋修。
本来高务实见了他们二人，还略微有些尴尬，因为不知道张居正被自己坑回家之后，在儿子们面前都是怎么编排自己的，一时有些犹豫不知道该不该上去见礼。万一他们当场不给面子，甚至说出一些不好的话来，虽然自己谈不上怕，但多少也会搞得气氛尴尬，殊为不美。
结果这二位一看见高务实，反倒一副他乡遇故知的模样，兴冲冲就过来叙话了，拉着高务实好一阵叙旧。
其实高务实最开始认识的张家诸子之一是老四张简修，是通过当年遴选太子伴读之事认识的，不过后来高务实“出名”之后，也在京中参加过几次高官子弟的诗会，所以和这二位倒也认识，只是他们俩大了高务实不少，所以交情其实倒也不深。
不过，当初的张家兄弟乃是阁老之子，与高务实身份相差不大，而现在却不同了，虽然双方所依靠的长辈都已离世，然而高拱是病逝于首辅任上，而张居正反倒是出事被罢，直到死后才被追赠原官，他们现在又哪里比得上高务实？
但更奇怪的是，他二人对高务实居然丝毫没有敌意，至少以高务实察言观色的本事，都没看出他们的态度有半分作伪，倒似真不知道当年之事的内幕一般。
高务实心中不禁感慨：张居正不愧是张居正，哪怕败了，都能沉得住气，把事情的真相连儿子们都隐瞒了过去。这其中的意思或许有多种，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他并不希望把上一代的恩怨带到下一代来。
高务实佩服之余又想道：历史上张敬修和张懋修二人是因为张居正的缘故，长子张敬修这一科拿了二甲第十三名，三子张懋修更不得了，拿了一甲第一名，也就是状元郎。这次没有张居正的庇护，却不知道能不能中得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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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9章 会元之争（中）
明代会试虽与乡试一样连考三场，但同样只重第一场，第一场考经义，又独重前三篇，因此后面两场考试不提也罢。
第三场考完，高务实便算是放松了下来，老老实实在家休息，甚至连京华各产业上报而来的消息和请示他都只是简略的看了看，大多数都只批复让他们看着办。
郭朴和张四维倒是都派人来询问过他的考试情况，高务实都只是回答“正常发挥”。他那日在考场见了张泰徵才知道张四维拒绝出任考官，除了避他高务实的嫌，同时也避儿子的嫌。
所谓考完之后在家休息，其实这话也不准确，实际上直到阅卷完成出榜之前，举子们可以参与的宴会很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还都是朝廷拨款的那种，名目颇多，不过大抵可以看做是朝廷默许举人之间互相加深情谊，无论是同乡之谊还是同年之谊。
高务实并没有参加全部的宴会，只以河南解元身份参加了一场河南举子的小宴，以及一场大宴南北中三卷举子都会参加的大宴。
河南小宴没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发生，高务实身为解元，也不想多说话，以免一开口就抢了所有人的风头，他装作神情有些萎靡，推说今日备考太累，早早就告辞回府了。
不过三卷大宴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除了几对兄弟举人参考之外，高务实还发现两名值得关注的南卷举子。
这两人，一人叫黄克缵，字绍夫，福建梅林人，高务实只隐约记得他日后在老家有个称呼叫“黄五部”，不知道是不是轮流做过五部尚书；另一人就更是大名鼎鼎了，叫顾宪成，字叔时，南直隶常州府无锡人，乃是后来东林书院的发起人，所谓东林八君子之首。
高务实不记得历史上他们在本次春闱的名次，但大致可以肯定都是本科进士，因此颇为关注。
尤其是对于顾宪成，高务实很是关注。他有后世的历史经验，因此对东林党颇为不喜。
明朝的衰落，除了内忧外患，制度僵化，天灾不断等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争之祸。在他穿越前的早些年，阉党一直是被喊打喊杀的，但到了后来，最受人厌恶的却无疑是东林党。
说起东林党，恐怕很少有人从未听说，因为无论是影视剧还是课本上，东林党的名号都十分响亮。语文课本上也有过《五人墓碑记》，杨涟、左光斗等一批“东林君子”的正直不屈的形象让人对他们身后那个庞大的政治团体颇有好感。但真正熟悉明朝历史，特别是晚明历史的人，对于东林党大都嗤之以鼻，甚至认为东林党是明朝灭亡的元凶，为什么？
东林党其实就是自万历年间而起，在特殊政治文化生态下催生的一种政治怪胎。是以顾宪成为代表的一批政坛失意的活动家，打着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的名义，组成了这样一个在民间有强大话语权的政治团体。
但他们与其他政治团体不同，一开始的时候，没有高层强大政治力量支撑，完全凭借书院这个纽带，将江浙商人地主和士大夫整合起来的政治力量。
而比起其他诸类政治团体明确的争权诉求，东林党从起家时，就树起了极高的格调，把匡扶天下作为嘹亮口号。其代表人物，比如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等旗帜角色，全是常年在民间有强大声望的偶像级士大夫，让人一看就觉得仿佛阳光明媚，暗孽不生。
事实如何呢？
东林党人其实大都是阳明心学的崇拜者，只是他们标榜着致良知的理念，却无法像王阳明那样做到知行合一。
从万历到崇祯，身居权力中枢，面对国家政治困局、危局，他们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具有建设性的办法和政策。
既然无法给出实用的办法和政策，他们便把心思投入到“拆台”之中。当徐光启提出技术改革等想法时，东林党用骂声打压了下去；当熊廷弼在辽东搞得有声有色时，又不断用舆论攻击熊廷弼。
他们高谈阔论却又眼高手低，自己做不了、不能做，也不允许其他人去做、去改变国家。正是这一群自命清高、自诩大才的东林党人，严重的妨碍了明朝末期的改革和治政，让明朝错失了最后的改革自救机会。
一个政治团体必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东林党作为新兴商业和地主士大夫代表，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惜损害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实际上从隆、万年间开始，新兴资本主义就已萌芽，尤其是江南一带的商业空前繁荣。天启年间兴起的财政改革，出台了针对工商业的工商税和矿税，有效缓解当时明朝的财政的紧张。
可是，这样的政策损害了东林党所代表的江南地主、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