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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就算人家退休致仕，或者乾脆死在任上，这个坑让了出来，也未必就非得是你高党的人顶上去啊，人心学一脉没有大佬么？
再说，心学一脉如今在朝的大佬虽然比不上实学一脉的高党得圣眷，可是心学一脉的门人可远比实学要多——心学从什么时候崛起的？
可实学呢？从邱濬到王廷相，这都还只是实学理论派在为实学奠基，真正把实学推动到全国皆知的，正是高拱高新郑，正是他这近十年的主政，才让实学俨然有奋起直追之势。甚至在某些人看来，随着高拱新政的持续推进，新政的效果逐渐为不少士人所讚颂，实学甚至有可能取代心学，成为士林新潮流也说不定。
不过对于这种看法，高务实觉得还是过于乐观了一些，高拱新政对于北方一些偷税漏税不算太严重的家庭所出的士子，可能利益影响还不算太大，但对于南方某些地区的士子，那影响可是太大了，他们恐怕很难因为“国富民强”这个好处就倾向高拱新政，而不顾及自家的大量损失，或者那些出钱供他读书的金主们的大量损失。
但与此同时，因为高拱新政而致富的部分工商业主——譬如海商、丝商、棉商、瓷商乃至茶商等等这些，他们的家庭所出的士子，以及他们所支助的士子们，就肯定是高党的支援者，一旦为官，也基本都会成为高党。
高党，其实说穿了就是实学党，就是改革党。
但是高党的这批工商业主拥趸们现在还刚刚起步，刚刚享受到新政的红利，他们暂时还没有能力影响到高层，他们所提供给高层的支援也还微不足道。
高务实知道，要想他们能够帮得上忙，至少也要等十年之后，没有这十年的孕育期，他们还无法给高党提供多少新鲜血液。
所以高党必须稳住这接下来的十年。稳住了，实学党从此就在大明政坛站稳了脚跟；稳不住，说不定就跟历史上一样风流云散、人亡政息。
换句话说，现在的高党其实根基是很不扎实的，依靠的完全是皇权的力量。而心学一脉则不同，由于现在的心学早就跑偏了，他们现在已经只是嘴里致良知，实际都是致私利，所以尤其是南方一带，已经开始出现各种私人权利至上的思想。
譬如那位自称异端的思想家李贽，就把个人利益说得至高无上，虽然他的思想也包涵了诸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主张，但国家利益却被完全忽略，这是高务实无论如何都不能苟同的。
在高务实的观点之中，私有财产当然神圣不可侵犯，可是国家利益怎么能忽略呢？国家利益保不住，你这私有财产还谈什么保障？国家如果养不起兵、赈不起灾，什么私有财产能有安全保障？
问一问九边诸镇附近的百姓，他们会不会觉得国家养不起兵是好事？问问北方那些被流民洗劫的州县百姓，他们会不会觉得国家赈不起灾是好事？也就南方既不受困于异族侵略，又不受困于小冰河灾害，所以才对这些痛苦毫无切身体会，整天就想着自己的一点蝇头小利，连低得近乎没有的一点税收都抗拒不已。
所以说来说去，朝廷现在无非就是实学和心学之争，高务实其实就是要从心学一脉所佔据的位置里头扒拉一些到实学一脉的盘子里，而且还不能逼迫得太狠，让朝廷陷入严重的党争内斗之中。
这是最考验手段的了。既要展现出高党的强势，又要留有一线余地，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的改变双方的实力对比。
所以，在和郭朴、张四维仔细商议之后，由首辅郭朴出面上疏，调时任宣大总督吴兑为兵部尚书的奏疏第一个呈上了皇帝的案头。
其实在朝野看来，吴兑其他的资历倒也是够的，但他有一个劣势，就是出任总督的时间太短，相比于此前的一些兵部尚书而言，吴兑出任宣大总督仅仅两年，实在有些过短了。
然而皇帝仍然一如既往地选择支援内阁、支援首辅，仅仅一天过后，硃批就下来了：“依票拟，升吴兑为兵部尚书。”
接下去，吴兑的请辞紧接着上来，无非是自称自己资历浅薄，无法担当本兵重任之类，请皇上收回成命。
收回成命那是不可能的，何况吴兑这请辞无非是针对朝野的一些质疑，不得不上而已，朱翊钧又不是不知道。
所以皇帝的圣旨立刻下达，先是大夸特夸了一通吴兑此前的功绩，尤其是在俺答封贡一事上的推动作用，以及封贡完成之后和蒙古右翼的联繫工作，在皇帝看来都是“卓有成效”的，因此“不允辞，宜即刻赴任。”
吴兑早就接到了高务实的通知，即刻赴任当然没有问题，稍稍收拾打点，便离开呆了近十年的宣大边境，施施然进京履新来了。
而随着吴兑为兵部尚书的任命落实到位，高党的第二步棋也要开始进行，那就是仍然由郭朴出面，由张四维附议，请皇帝增补阁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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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7章 人事调整（下）
通常而言，首辅和次辅联名上疏，皇帝很少有直接否决的。但是具体到请求增补阁臣一事，则有所不同。
朱翊钧毫无意外的直接硃批否决了，理由是：“卿等三辅臣理政清明，忠贞职守，事无巨细，处理明白，内阁运转如常，无须增补，所请不允。”同时，还颁赐内阁三辅臣“银币锦缎各有差”。
不用怀疑，不是皇帝对内阁有意见，正是没有意见才会这样批覆和处理。因为通常来讲，增补阁臣，意味着皇帝觉得内阁现在的办事能力有欠缺，需要补充人手，如果内阁一请求增补，皇帝立刻就同意了，那对于内阁而言，未免有些丢脸——说明你们干得不行啊。
所以正常来说，皇帝肯定是先要“所请不允”的，这是正常操作。至于赏赐，其实皇帝经常会赏赐阁臣以及其他大臣，但这次的赏赐稍有不同，代表的是皇帝对内阁工作的肯定——我不仅认可内阁现在的工作，而且觉得内阁干得相当漂亮，所以额外再赏赐一波作为奖励。
接下来，郭朴就需要单独上疏了，疏文中的意思非常恳切，说自己日渐年迈，虽然张四维、申时行二位都是国朝栋樑，将来肯定能挑得起大任，但阁臣选用事关重大，尤其需要经过锻炼，就好比中了进士还要考选庶吉士一般，是有讲究的。所以呢，请求皇上为将来计，允许增补两位阁臣，入阁参与机务，早日打下辅政理政的基础，日后万一老臣不在了，他们也能毫无滞碍的接过重任，不使朝廷政务有所延误，是以增补两名阁臣很有必要。
这道奏疏就不光是摆道理，而且是述衷肠了，皇帝不得不考虑。所以在下旨安抚郭朴这最后一名顾命老臣的同时，皇帝也虚心请教有哪些大臣可以考虑增补进内阁。
郭朴由是再次上疏，推荐了四名人选，这四人分别是余有丁、潘晟、王锡爵、许国。
郭朴的这次推荐很有意思，他说增补阁臣两人，却推荐四位候选人，而且并不是以资历排序推荐的。
排在他推荐条陈第一位的是余有丁，字丙仲，号同麓，鄞县人。
余有丁年少时有勤学苦读之名。嘉靖四十年举顺天乡试，嘉靖四十一年中进士一甲第三名，也就是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执草诏敕。隆庆初年，充实录篡修官，迁太子洗马兼修撰，是第二批太子日讲官之一，继晋左谕德兼侍读。以疾请归，不准，改官南京。得便常回家乡，购山于东钱湖畔，构筑亭榭欲终仕途。
到了万曆元年，以新君日讲官资历，改右庶子领南京翰林院。万曆二年，任国子监祭酒，颇有建树。时太学生多喜欢结伴闲游，怠惰于学。余有丁任国子监祭酒后，觉得国子监学风不振，便严加禁止此类活动，并下令诸生相互监督检举，如果有违规不报者，则一同连坐受惩，学风为之好转。
万曆六年，进吏部左侍郎。此时吏部尚书是由郭朴兼任，所以余有丁这个左侍郎算是郭朴的亲信。但由于余有丁本身是浙江宁波人，他也被很多人看做心学一脉。
排在郭朴推荐第二位的是礼部尚书潘晟。这位潘部堂的资历就厉害了，他是嘉靖二十年的一甲第三名，也是探花郎出身，被授予翰林编修，协助修编《大明会典》。
嘉靖三十三年，以秩满升侍读。嘉靖三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