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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实即为真实、充实之意，而延伸到实学便可以理解为切实具有的学问，是指真才实学，甚或实用之学，乃至以国富民强为目的的学问。
实学一说，先是见诸于唐宋，但其渊源，则至少应该上溯至汉时。汉儒以先秦孔子教授学生的六种典籍《诗》、《书》、《易》、《礼》、《乐》、《春秋》为经，但因后来其一失传，只余其五，遂称五经。汉时儒学渐重，自董仲舒上书武帝，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主张后，儒学更受到官方的支持和推广，逐渐成为官学。当时的读书人无不习经，能通一经者即为儒生，能兼通五经、博综众说者为通人，被视为有实学。
或许有人纳闷，儒学在后世人眼中明明就是个“光讲大道理”的学说，根本没几个人会把儒学跟实用挂钩而论，怎么回事呀？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儒术之兴，既因实政，故其学于实用颇切。”又说：“当时之治经者，率重事实而不龂龂于简策，故其学有用而不繁。”吕先生的意思是说，当初儒学在汉代以经学的形式兴起之时，注重实政、实事，堪称实学。其后，由于经学内部的今古经文相争以及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提出，助长了谶纬迷信之风，使得儒家经学日益繁琐、诡秘、虚妄，渐渐走向了初期儒学的反面。
而邱濬的《大学衍义补》之所以被高务实看做明代实学之始，原因何在？盖因明人之读《大学》，一如宋人真德秀所作之《大学衍义》，只注重于了解格物、正心、修身、齐家之理，而对于治国、平天下之事无所道及。因此《大学衍义补》便主要以治国、平天下为主要着眼点加以阐述，其中无论政治理念、经济理念、民族理念等等，均有阐发。
其政治思想，如君主之作用、君民之关系等，有着比前人更明晰清楚的论述，但总的来说，还是在民贵君轻这个范畴之下的衍申，不必细讲。但其在经济理论上的观点，在当时而言却颇为先进，譬如他说：“盖天下百货皆资于钱以流通，重者不可举，非钱不能以致远；滞者不能通，非钱不得以兼济；大者不可分，非钱不得以小用，货则重而钱轻、物则滞而钱无不通故也。”这便是认识到了“钱”即是后世所说“一般等价物”的道理。
说到明朝宝钞的弊端，他不仅阐述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之法：“莫若以银与钱钞相权而行，每银一分易钱十文，新制之钞每贯易钱十文，四角完全未中折者每贯易钱五文，中折者三文，昏烂而有一贯字者一文，通诏天下以为定制而严立擅自加减之罪，虽物生有丰歉、货直有贵贱，而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万方。”
这里的“银与钱钞交易之数一定而永不易，行之百世，通之万方。”实际上应该是确立以银为本位的纸币发行制度，以避免纸币滥发造成的货币贬值。在当时来看，银本位财政体系放眼全球也许有些问题，但邱濬所处的时代，西方大航海都还只是刚刚开始，明朝内部如果执行银本位财政体系，高务实觉得应该还是很先进货币思想。甚至就算是眼下离邱濬时代又过去了七八十年，银本位在大明内部执行也未尝不行——至少比当前的混乱要好。
其他诸如提出劳动价值论、反对国家专卖制度而提倡民间自由贸易、倡议朝廷设立“古之计相”——类似后世国家统计局——乃至提出各地每年上报粮价而朝廷据此规定赋税额度等等，不少甚至是高务实“救明”计划中要分步骤实行的类似方针。
高务实所以深读《大学衍义补》，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要从这些前贤的著作、言论中为将来的改革找一些依据。须知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董仲舒之后的儒家盛行时代，改革可不是当政者随口说一声就能实行的，没有一定的理论依据，没有一定的舆论基础，根本不可能。
此时他正看到“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盖河漕虽免陆行而人挽如故，海运虽有漂溺之患而省牵率之劳，较其利害，盖亦相当。今漕河通利，岁运充积，固无资于海运也，然善谋国者恒于未事之先而为意外之虑，宁过虑而无不临事而悔。”心中暗道：“邱濬想用海运代替漕运，此事定为与漕运利益有关人士破坏，我将来若要改革此法，须得想好那传说中‘漕帮’人士的出路才行，不然肯定事倍功半，甚至干脆搞不下去。”
他正想着，忽然听见外头脚步响起，心中一动，便听见外头赏月听琴二女的声音：“奴婢见过老爷。”
然后便是高拱的声音由远及近：“你们少爷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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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5章 伴读之邀（上）
高拱推门而入时，高务实已经起身，规规矩矩行了一礼：“三伯。”
“嗯，在读什么书？”高拱说着，自己在主座上坐了，又一摆手：“坐下说吧。”
高务实于是坐了，答道：“在读丘文庄公的《大学衍义补》。”
高拱稍稍蹙眉，道：“我知你已能背诵《大学》，但眼下你仍应着力于《章句》（注：指朱熹《大学章句》），其余《衍义》也好，《衍义补》也罢，待来日再去细读不迟。”
高务实恭顺点头，语气很老实，但话却颇为自负：“今日原定背诵《章句》右传之六、七二章，但此二章篇幅颇短，因此连第八章也一并背了。此后侄儿见尚有闲暇，左右也是无事，这才又读了读《衍义补》。”
“哦？”高拱面带欣喜，但转念又道：“那我便考你几句，我起头，你背下句。”
高务实毫无惧色：“请三伯起头。”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
高务实立刻接口：“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
高拱又问：“程子作何解？”
高务实答道：“程子曰：身有之身当作心。”
“朱子作何释？”
高务实答道：“忿，弗粉反。懥，敕值反。好、乐，并去声。忿懥，怒也。盖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无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则欲动情胜，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后世中国的教育方式受到西方教育方式的影响极重，基本上是以鼓励式教育为主，也就是但凡孩子表现得稍微好一点，就充分表扬、鼓励，因为这有助于孩子建立自信，在这种教育方式下长大的孩子，将来多半乐观自信，斗志昂扬。
但古时中国历朝历代，其教育方式却基本相反，所坚持实行的主要是挫折式教育，常常表现在人为的提高教育要求的标准，使受教育的孩子经常性的达不到师长的要求，然后再加以惩戒，同时大力督促。如此一来，则能使孩子保持谦虚谨慎的心态，不会陷入骄傲自满的境地，时时自省、戒骄戒躁，同时又因为反反复复的“挫折”，使其养成一种坚韧不拔、迎难而上的品质。
这是两种教育方式各自的优点，但它们也都有其缺点。譬如鼓励式教育，容易使孩子以自我为中心而忽视其他人的感受，变得傲慢自大，且虽然平时自信，但一旦遇到挫折打击，又容易自我怀疑、自暴自弃，以至一蹶不振；而挫折式教育下的孩子，虽然通常谦虚坚韧，但有时却又显得缺乏担当，过于圆融，简单的说就是缺乏领袖气度，不敢为人先。
当然，这是指普遍表现，并不妨碍出现个别反例。
后世因为清朝愚昧落后，使得中国人经历了惨痛的教训。而后西风渐盛，甚至有人提出全面西化，虽然最终未曾实行，但不得不说，西方式思维仍然大范围注入，使得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几乎完全被西方教育模式和思想所取代。
但高拱显然不会有一星半点的西方教育思维，他所力行的仍然是传统的中国式挫折教育。因此他见高务实应答如流，虽然心中其实颇为欣慰，但面上却是不露丝毫，只是淡淡点头：“还算是用了些心的。”然后立刻话锋一转：“你可知我今日何以回来得这般早？”
高务实心中一突，暗道：我好像没干什么坏事吧？
当下眼珠一转，试探着问道：“莫不是诸位阁老对某些事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