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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断。
七、每日定于日出时请太子早膳，毕，出御讲读。午膳毕，还宫。
八、查得先明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
这条可以说是朱翊钧的一张简易“课程表”：每日天不亮就需起床，早饭后即赴文华殿听日讲。第一节课是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与《尚书》，先是传统式的通读背诵，然后是讲官串讲。课间休息的时候，还要在太子伴读以及司礼监太监的协助之下查阅几份奏章以锻炼将来应对国事的实际操作能力——这一条是高拱在高务实的怂恿下添加的，此前各朝各代几乎都没有这样的先例。也就是隆庆帝对儿子异常重视，才会批准这样的制度。
毕竟，储君还在储着，皇帝好好的在位，要你看什么奏章？但高拱的理由也拿得出手：学以致用，一边读书，一边挑选几个奏章来对照着看，看皇帝、内阁是如何处置天下大事，这对将来有好处。
若非是隆庆帝这样的皇帝，这一条肯定没法通过，提出这一制度的高拱只怕还要深受怀疑，但隆庆毕竟是隆庆，他对自己的长子朱翊钧和自己的老师高拱有着足够的信任，根本不觉得这是在夺他的权——好吧，本来外廷的事他就恨不得全面放权给高拱了，说这话也没多大意义。
但有一点必须要说的是，高拱提出这一条制度的时候虽然自己毫无私心，但其实高务实给他这个建议的时候却是明显有私心的——只有太子能看到奏章了，自己这个太子伴读才有机会在某些时候给他悄悄灌输一些“有用”的思想，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还能利用太子说一些自己说出来没用或者不方便说的话。
所以在这件事上，高拱是出于公心，但高务实委实出于私心。不过他心里并不自责，因为他给自己的辩解也很明白：我做的这些，说到底不都是为了挽救大明？我又不是打算利用太子来贪污受贿。
第二节课是正字课，太子需要工工整整写字若干幅，由正字官指点，接受他们中肯的意见。接下来的第三节课主要是有选择地讲解《资治通鉴》，通过探求历代兴亡的规律，借鉴其中的帝王统治经验。
三节课上完，已是中午，用罢午膳，太子起驾还宫，一天的日讲结束。另外，就是休息日，也就是不日讲的日子，太子仍需要温习经书或习字，遇上疑难的问题，应在讲官讲毕及时向辅臣发问。在此之外，一年四季，除了过年和大寒大暑等天气外，就没有别的假期了。
至于经筵的仪制，那就要比日讲隆重的多，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官员亲自参与其事。经筵分在春、秋两季进行。月凡三次，逢二进行。春讲，二月十二日始，五月初二日止；秋讲，八月十二日始，十月初二日止。全年共十五次。经筵主要讲解四书与五经，结束后光禄寺在皇极殿东庑设宴款待参加经筵的官员。
高务实拿着这份“课程表”，心里寻思着：看来我的上班时间大致就是上午了，太子休息日算来大概也就是我的休息日，每个月有大概九天休息，跟后世上班的休息日倒也差不多——这么算起来我的工作时间还算靠谱，毕竟下午还能算是我的私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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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99章 高拱秉国（下）
因为太子出阁读书尚未开始，因此高务实也还没有正式“上班”，在翰林院领了“太子课程表”之后便回去了，今天下午他要和韦希旻最后敲定在京城买、租店铺的事，同时还有在城外永定河边设立一个转运货栈等事情。他也不知道为何别人穿越做生意那么容易，而他明明已经运气极佳了，事情推进也算顺利，可是复杂程度却并不能稍减。
高务实自觉自己的手头的事情很多，其实对比高拱来说，就真的是小儿科了。
高拱自年前起复以来，便以极大的工作热情投入到自己的理想当中。如整顿吏治、整顿财政、推广新税法、革新官员考成之法、关注月港开海、整顿军务……各方各面，纷杂程度岂是高务实手头那点事情可以比拟？
今日高拱与张居正二人均不执笔，但他们两人作为盟友，仍然经常互相走动，譬如今日便同在内阁商议两件要事。其一是内阁今日览报，贵州水西出了点麻烦，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闹出兵祸，高拱和张居正刚刚自导自演了将刘显移镇贵州之事，但刘显都还没来得及上任，如果这时候贵州爆发兵事，恐怕问题不小。
其二是，高拱要与张居正商议一下，北地边境局面如何进一步改善——换句话说就是商议一下北疆军务的重心。
贵州水西一直是个经常出事的地方，今年也不例外。
年初，水西发生一起土官仇杀事件：贵州宣慰使安国亨仇杀已故宣慰使安万铨之子安信，引起安信之兄安智的报复，并向贵州巡抚王诤诬告其谋反。
王诤信以为真，遂以安大朝为帅，进剿安国亨。结果官军大败，安大朝被革职，王诤回籍听调，而安国亨也拥兵自卫，造成对抗局面。
此时高拱、张居正二人奉茶闲坐，高拱道：“贵州之地，兵寡而民贫，原本大事当少，遇事需镇之以静，谋定而后动。如今被王铮这么一弄，朝廷颇失颜面，我知今日消息传出，朝中必然有人要高呼出兵平叛云云，但此事……我看其中还有蹊跷。”
张居正点了点头，说得更直白：“中玄公所言极是，我看水西这事儿，原本根本就没朝廷多大关系，不过土司内乱，互相仇杀罢了，这种事在西南几乎斯通见惯，朝廷好端端的仲裁人不当，早早跳下场去亲自捉刀，岂不是呆头鹅的做法？”
他恨恨地道：“王铮这蠢材，明明只要表明朝廷必依法处置的态度，一边派人详细调查，一边上疏请旨定夺即可，偏偏莫名其妙的轻信一家之言，搞出这么大的麻烦，着实该死。”
高拱沉吟道：“王铮现在已经软禁起来了，据朱都督表示正在进行调查，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他可能收了贿赂。”
“那就该杀。”张居正怒道：“我等眼下筹备北边之事，正要集中全力，而他这件事，事关西南安靖，后方稳定，不杀何以服众？”
高拱点了点头，没在这个问题上多纠缠，只道：“新任巡抚，我的意思是，让阮文中去。”
张居正对贵州巡抚的安排没什么兴趣，点头表示认可，但补充了一句：“刘显到任前，要叮嘱阮文中切不可擅自开战。”
高拱笑了笑：“那是自然。而且，即便刘显到了，一时之间也不可能开战，我的意思是西南这件事，朝廷必须公允持正，能不打仗绝不要去打，那是下下之策。”
张居正点了点头，把话题一转：“打仗的事情，现在还是集中在北边……若视宣大、蓟辽为京师左右两翼，如今的局面，必有一翼须得发力，震慑北虏。”
高拱心中一动，暗道：果然，张太岳在意的还是这件事。只是，这件事可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呐。
大明自土木之变走上战略防御以后，南倭北寇的祸患蔓延不绝，为此，明廷和边境百姓付出了惨重代价，而且长期以来的种种努力收效不大。
至嘉靖朝，这种状况愈演愈烈，“庚午之变”的发生乃至于隆庆元年“汾石之祸”的发生，使朝廷不得不对北部边防做出一些调整和整顿。
自嘉靖后期至隆庆时期，杨一清、王琼、翁万达、戚继光、王崇古、马芳、李成梁、方逢时等一批军事将才被起用或升迁，他们为加强边防做出了有益的贡献。谭纶被调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事物，在他的提议下明廷用了两年半时间，于隆庆四年春筑成空心敌台。
隆庆元年十一月辛酉，徐阶等“廷议防虏”，经过讨论，形成“御虏十三事”，包括责实效、定责任、明战守等，虽然当时这些话都是套话，但经过高拱与张居正的直接关照，边政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隆庆二年八月，张居正上《六事疏》，其一就是“饬武备”，而且也付诸实施。隆庆三年九月，穆宗“大阅将士于京营教场”。参加大阅的精锐士兵有十二万，这对改变长期以来士兵遇战“皆流涕不敢前，诸将领亦相顾变色”的恐惧心理的改善意义重大。
这次大阅，是张居正所推动的，高拱当时不在朝廷，但对此很是满意。大阅标志着朝廷军事积弱局面开始扭转，在处理北部鞑靼问题上逐渐取得了主动权。另如征银招募来补足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