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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宣以后，内阁在发展道路上不断显现出它与宰相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不只表现在人们对内阁大学士的“宰相”称呼，或是阁臣的宰相意识之上，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宰相权力作为大明政体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力量，在内阁身上隐约可见的种种借尸还魂的表现。
其实在高务实看来，一般而言，所谓宰相，应该有两个必须：必须拥有议政权，和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权。前者包括进宫与皇帝共议国家大事，出谋划策。后者是指形成决策之后，由宰相来监督百官执行，以及执行后的考课、黜陟、赏罚等。
除此之外，还应该实行宰相开府并配备掾属。在君主专制之下，没有办事机构收集、掌握材料，不但无法监督百官执行，而且在与皇帝议政时，也只能是说空话，不可能提出高明的政见。因此，议政权、监督百官执行权以及宰相开府是探讨明代内阁制度宰相化的三个基本前提。
尽管永乐时期内阁“非仅以文字翰墨为勋绩”，但终永乐之世，内阁“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阁臣品秩不过五品。因此，永乐朝在中枢辅政体制上基本维持了洪武十三年以来“六卿分理”的格局。
仁宣时期，阁臣加官至三孤，秩从一品，官阶超过了六卿；仁宗又首先晋大学士杨荣为工部尚书。自此以后，凡入阁者均相继晋尚书，于是“阁职渐崇”。
接下来到了英宗朝，“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
票拟始于仁宗，但那时还未形成制度，遇重大政事仍命大臣面议。英宗继位时年仅九岁，实际主政的太皇太后不便与群臣面议，内阁票拟制度遂基本成型。“凡中外奏章，许（内阁）用小票墨书（拟出处理意见），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供君主参考，或同意或否，用红笔批出，成为决策。所谓“内阁之职，同于古相者，以其主票拟也”。
与此同时，皇帝对亲信阁臣不断予以加官晋爵，“天顺之世，贤为首辅，吕原、彭时佐之，然贤委任最专”。弘治年间，丘濬以礼部尚书入阁，在朝位班次上，孝宗定丘濬位居吏部尚书王恕之上。此时的内阁，在地位上已开始超越六部。
在高务实前世的历史上，自嘉靖至万历初，是内阁地位巩固与全面发展时期。阁臣不仅“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而且还出现了像张璁、夏言、严嵩、高拱、张居正等一批权倾于朝的首辅，他们都可以说“虽无相名，实有相职”。
譬如说张璁“居内阁，则排六卿而成相之尊”。嘉靖以前，内阁首辅主票拟，诸政务由阁臣共议，首辅仅主笔而已，但自张璁始，首辅不仅主票拟，而且在阁中“颐指百僚，无敢与抗者”。
严嵩任阁职长达二十一年，“窃人主之喜怒而为威福”，“在内诸臣受其牢笼，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诸臣受其箝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
以上都是眼下高务实所在的这个大明已经发生的事，而原本的历史上，到了万历初年就更夸张了：首辅张居正，任阁职十六年，“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六卿伺色探旨，若六曹吏称次者，亦惕息屏气，而不敢有所异同”，“政事一决居正。居正无所推让，视同列蔑如也”。这时的内阁在权力和地位上已全面超越六部，俨然如古之宰相制。
高务实以前还只觉得史书小看了隆庆帝，而经过这两次简单的接触，尤其是今天隆庆的表现，却让高务实忽然感觉：说不定连我都小看了隆庆！他如此坚持，不肯将新设一个个区区太子伴读的小事交给内阁，别说不可能是因为多么看重我高务实的才干，甚至很可能不只是因为要给太子争一份面子，而是……他不肯让内阁的权力在他手中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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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9章 无品闲官（下）
可是，如果说隆庆不肯让内阁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又如何解释他让高拱以武英殿大学士身份兼任吏部尚书呢？要知道，吏部尚书号称“天官”，执掌人事大权，而内阁中因为排名在高拱之前的首辅李春芳根本不敢与高拱争锋，高拱又相当于掌握了行政权。
按理说这个权力本身就已经十分巨大了，可隆庆帝仍不满意，竟然连司礼监掌印也让高拱推荐的人顶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相当于把最后的审核权也给了高拱！
而在原本的历史上，所有人都必须承认，终隆庆一朝，但凡跟高拱对着干的，最后都是鞠躬下台，无一例外。
为什么总说高拱是隆庆心目中唯一可以完全信任的臣子？这就是原因：隆庆不仅能完全、彻底的放权给高拱，而且对高拱的支持力度大到了“跟高先生作对，就是跟朕作对”这个程度。
那么，高务实猜测隆庆不肯继续加大内阁权力，是不是和这种信任形成了一个悖论呢？他认为不是。原因是，隆庆信任的并非内阁这种制度，也丝毫不希望违背太祖不设宰相的初衷，他信任的是且仅是高拱这个人而已！
这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隆庆真的是信任内阁制度本身，并且下意识认为有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宰相是好事，那么他就应该不在乎具体由谁来做这个大权在握的“宰相”。然而事实是，此前徐阶“负海内人望”，稍稍有些大权在握的迹象时，隆庆就果断让他回家养老了。可见在他心中，高拱可以大权在握，但内阁本身并不能有这样的惯例，首辅这个位置本身的权力仍然要限制在“辅”，而不能是“宰”。
所以，他宁可让高拱兼任吏部尚书，宁可任用高拱推荐的司礼监掌印，以这些行动来大力加强高拱的权力和威望，也不会直接把这些权力交给内阁。因为只要这些权力是分开的，那么将来如果没有高拱这样一个人，权力就仍然分散，不会形成对皇帝的架空。但如果这些权力演变成内阁的权力，那么内阁的主事人——譬如首辅，就可能真正变成了宰相。
要知道，现在的内阁已经是有议政权的，有人视内阁为“中书省”，称阁臣为“宰相”，主要也是着眼于这一点。而内阁议政权，主要就体现在票拟上，其文书运作机制，基本有三个方面。
首先，凡六部题请、奏准的政事，制度上内阁事先虽未被“关白”，但事后并不是备顾问，也不是说可能不被顾问，而是全部必经内阁拟旨，并且全都是可以予以“驳正”。全国除上述六部题请、奏准，然后“发拟”之外的一切章奏，也全都交内阁批答、票拟。
其次，诸司奏事，关白内阁。景泰三年十二月，景帝命吏部举用方面等官，吏部“每次置二簿，钤以部印，……一封进司礼监便览，二送内阁备顾问”，打破了“诸司奏事内阁不得关白”的陈规。随着内阁制度的形成，诸司在上疏之前，对重大问题的处理一般得与内阁商议，以达成谅解。譬如正德、嘉靖之际的吏部尚书王琼就说：“内阁之权渐重，无异宰相之设。六部之权渐轻，凡事多乐受内阁风旨而后行。
再次，在外之督、抚、总兵、巡按御史直接上书内阁，请示机宜。尤其是自正德以后，督抚们纷纷以揭帖的方式上书内阁，请示军、政、财、赋之计，内阁则居中遥授方略，习以为常。故每当民变平息、边事安定，毫不例外地要封赏内阁诸臣，酬其运筹帷幄之劳。
以上三方面文书，皇帝的全部决策都不外乎通过它们做出。由于全都必经内阁票拟，所以和过去翰林学士等的“备顾问”不同，内阁的这一议政权是主动并且比较稳定的。
此外，内阁票拟对皇权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在票拟上，皇帝的批红权原则上不可超越内阁票拟而径自为之，票拟则经过批红而成为行政命令。其次，皇帝如果主动下手诏、中旨处理政事，按例也必须送内阁“商确可否”，“圣意所予夺，亦必下内阁议而后行”。内阁如不同意，理论上可将手诏、中旨“封还”、“执奏”，也就是拒绝拟旨。
大学士徐溥曾疏言：“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幸门一开，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嘉靖初年，大学士杨廷和“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
再次，阁臣密揭，表明内阁的观点与立场，皇帝不得不重视。密揭是内阁进言奏事的方式之一，“中外大小臣工上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