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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譬如有一次廷议，众言官为了该不该拟去一个大臣的问题争执不下，双方吵得就差上演全武行。徐阶一看这局面不好把控，又不愿意开罪言官的任何一方，就打算把问题推给皇帝，让皇帝决定该大臣的去留。
高拱当场质疑徐阶不负责任的行为，发出异议：“不能开这个‘恭请圣裁’的先例。在先朝遇事不决请上裁，是因为先帝经久执政，通达国体；而今上即位这才几天，怎么可能知道群臣谁贤谁不肖？让皇上自己裁定，皇上却该如何判断？恐怕只能询问身边的人。长此以往，天下大事就可能会被宵小劫持了。”
徐阶立刻黑了脸，认为高拱纯粹无理取闹，凡事非要与自己对着干才高兴。在言官们的支持下，徐阶再一次胜利，最终还是请了“上裁”。而高拱和徐阶的矛盾，也更加地公开化，朝廷上下无人不晓。由于徐阶的威望和影响力，再加上他不得罪人，而高拱则一门心思维护自己皇帝学生的，因此舆论都倾向于指责高拱擅权，破坏内阁秩序。
像这样的矛盾在高拱当初第一次入阁的近一年时间里，在徐、高二人之间几乎不间断地上演。只是由于新朝初始的不稳定状态，使得这些事情所牵动的气氛愈发微妙。时人黄景昉有评论说：“高拱任怨，徐阶专任恩，二者的倾轧皆由此而起。”该评价可谓中肯。
徐阶的圆滑与高拱的直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且都是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二人对国事的用心程度，也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徐阶兼顾各方利益，尤其小心谨慎，首要目的是明哲保身，在圆滑处理事件的基础上始终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高拱则往往就事论事，心无旁骛，为此甚至不在乎与任何人结怨。
说到底，徐阶在乎的是官位名利，高拱在乎的是天下大业。
后来因为京察，连带着爆发了胡应嘉案，一番龙争虎斗之后，“满朝倒拱”，高拱狼狈下野，而徐阶最终也失去圣心，致仕归乡。
而高拱此番起复，首先就推翻了“恤录先朝建言诸臣”。当初徐阶在草拟的《嘉靖遗诏》中，对嘉靖在位四十五年间因敢于直言而被革职、充军、下狱和论死的大臣平反昭雪，这里头牵涉到的是一大批人，得不得民心不好说，但肯定是一件极得官心的大好事。
但高拱一回京，立刻就将此推翻了。高拱的理由是这些臣子的“罪”，都是先帝嘉靖定的。先帝定的案能翻吗？不能，因为如果这些人都平反昭雪，那不就明摆着是先帝错了吗？这还得了！
一句话，你徐阶的这个做法“有妨于圣德”，同时评价徐阶“不以忠孝事君，务行私臆”、“归过先帝”。这一招当然十分凶狠，在张居正看来，属于是欲置徐阶于死地。幸好隆庆这次颇有主见，只是同意了对获罪诸臣不可“不加甄别，尽行恤录”，而没有直接动徐阶。
但旨意虽然这么说，实际上还是推翻了《遗诏》，对建言获罪的大臣们平反昭雪之事，也就随之无疾而终，有望重见天日的几百户家庭，又入苦海。这里头还牵连到一个人，这个人是大文豪王世贞的父亲。结果嘛……历史上王世贞写《嘉靖以来首辅传》，其中肆意诋毁和丑化高拱，但凡高拱有功之处，要么一笔带过，要么“乌足道也”，而只要曾有对高拱不利的传言，却一条条清晰记录并大加阐发。
因为王世贞在文坛的历史地位，这《首辅传》偏偏成为后世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高拱的名声在后世之所以坏了那么多年，直到差不多改革开放之后才被一些学者慢慢翻案，原因就出在这里。
冯保眼见得张居正面沉如水，目光中甚至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杀机，心中暗暗得意，再次补刀：“太岳相公，前些日子高胡子放出风来，说什么与华亭公当年不过是一点小小的私人过节，这话你是当事人，总不会相信吧？而且据我手底下的番子打探，前几日，他还在家中夜会了在京的学生们，其中四位科道官……你猜他高胡子是想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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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2章 犹豫难决（上）
高胡子想做什么？张居正心里当然也在怀疑这个问题，但他并不想对冯保表露出来。
张居正对高拱的态度，说实话连他自己都很难三言两语就界定得了。
他们两人曾经都算是“搞教育”出身，从翰林院到国子监，从国子监到裕王讲师，两人一直都是同僚，而同时高拱又一直是张居正的前辈和领导，直到先后入阁辅政。他们两人在学术上的观点十分接近，或者说高拱对张居正学术观点的确立有很大的影响。
高、张二人虽然都以儒臣自命，但实际推崇的其实反倒是法家学说。当然这也不算奇怪，毕竟中国历代经常都是“儒皮法骨”，披着儒家的皮囊，干法家爱干的事。从高拱在《本语》中提出的帝王教育、翰林教育，到张居正所作《辛未会试程策》、《答楚学道金省吾论学政》等文就能看出两人思想的极其相似。
高拱崇尚实际和“贵今主义”，和那班腐儒动辄高谈唐虞三代者迥然有别，而张居正讲所推崇的“法后王”也是同一个道理。可见他们两人有着共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
再有就是，两人都反对讲学。历史上，嘉、隆、万三朝是阳明心学极盛时代。徐阶当初就曾和著名王学家聂豹、欧阳德等在北京灵济宫讲学，听讲者有时多达五千人，讲风之盛可见一斑。
高拱和张居正生长和工作在这样气氛中，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响，而由于张居正是徐阶的弟子，所以和一帮王学家也有不少来往（无风注：这个有张居正许多书信作证）。但是他却经常指斥那班讲学家只是虚谈，是“以虚见为默证”，是“虾蟆禅”。他经常劝这些人“足踏实地”，“崇尚本质”，反对“舍其本事，别开一门以为学”。
正是因为这种思想，所以历史上张居正后来毁书院，杀何心隐，和那班讲学家完全站在对立的地位。
而高拱因为自身就是实学大家，倒是和那帮讲学家却没有多少来往，但很奇怪的是，从他的著述和书信之中，也没有发现他多么激烈反对这些人。他的实学属于自己搞自己的一套，立于程、朱、陆、王之外，既没有跟着当时流行的王学跑，却也并非回到程、朱，而是坚持以当前的现实出发，现实需要什么样的学问才能治理好国家，他就搞什么。
正是因为观点几乎完全一致，所以眼下内阁之中，李春芳和赵贞吉两个更像是徐阶的亲传弟子，而高拱和张居正则是另一派，他们一方面禁止各地督学宪臣聚徒讲学，另一方面还通过考察贬谪京官，遏制京师讲会，以经世实学来端正学风，改变谈玄论虚、不务实际的官场风气。所以，尽管他们二人可能或多或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但反讲学却是他们共同坚守的学术立场。
这个立场，使得张居正站到了老师徐阶的对立面，同时也是赵贞吉入阁之后，张居正未能如愿以偿接受徐阶留下的庞大政治资源的一个重要因素。反过来，这也是此前高拱致仕之后张居正想方设法为高拱起复造势的原因——张居正毕竟也是想做实事的，他知道高拱若不能回来，自己一个资历最浅的末学后进，实在对付不了李春芳和赵贞吉这个实际意义上的同盟。这是张居正犹豫他和高拱关系的第一点：没有高拱吸引火力，自己会不会成为炮灰？
所以高拱回来了，而且仍然是那个说干就干的高拱，绝不同于当年的徐阶，得过且过，以保住自己名声地位为第一要务。
张居正自己身处内阁，虽然主要分管兵部，但他仍然非常清楚高拱自从兼任吏部尚书之后采取的改革措施：破除“拘挛之说”，进士举人并用；凡滥举官员，则举主连坐；建立人事档案制度，组建候补官员梯队；州、县正官年轻化，“五十以上者不得为州县之长”；荫叙官员，视政绩而酌用；调整用人政策，完善地区回避制度；裁减冗员，精简机构，整治士风；等等等等。
这些措施，无一不是他张居正自己也极盼望看见，甚至是极想亲自去做的。
这也是张居正犹豫着自己跟高拱之间关系的第二点：如果没有高拱，以自己的资历和威望，能不能把这些事情干好？会不会受到各种掣肘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