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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地契到手了，叫来赫德，把地契给他。
赫德已经来了两天了，朱敬伦专门让他来的，这时候有一个能跟英国人沟通的手下，做事更方便一些。
而且通过这件事朱敬伦知道某些事情不是自己想象中那么简单，有些大势是挡不住的，比如九龙发展的大势。
其实九龙这一带，朱敬伦一直按着不发展，哪怕英国人取得了一些权力，但是单凭商人的力量，到底薄弱了一些，朱敬伦不发展这里的原因就是，认为这里发展起来，会给香港岛提供一个发展的腹地。
罗便臣是1859年接替包令的，而他上任后，最重大的业绩就是香港填海，这填海可是包令时代就开始的，到他手里完成而已，也就是说早在第二次鴉片战争进行的时候，香港的土地就不够用了。
一座小岛，大半是山，能有多少土地存量，而且跟贸易相关的仓库总不能建到山上去，总督府可以在山上，你让来往运输的货物和上山下山的，无论是用苦力挑着，还是用马车拉着，这成本上就不可能接受的了。
所以他们才想割让九龙，结果英国政府比较理智，或者说上层对香港并不看重，放弃了对这里的管辖权，换来了一些他们认为有用的权力，比如居住权、买地权等等。
但老百姓不认同，砸了他们刚刚建好的仓库。
按着九龙不开发，去大力发展赤湾一带，是朱敬伦出于限制香港的发展，为将来收回香港降低难度，毕竟一个始终需要投入的海岛，与一个繁荣的世界港口，让英国人放弃起来更容易一些。
但现在看来，商人赚钱的动力是遏制不住的，地区发展的大势也是遏制不住的。
九龙必须得到开发了。
这就是叫赫德来的目的。
“你上次不是报告说赤湾一带的土地不够用，想要开辟妈湾、三湾一带的土地吗？都准你了。而且九龙这里也划归进港区，归海关管理吧。但我只提一个目标，九龙一定要比香港岛发展的更好。”
赤湾港已经开辟了两侧的海岬，赤湾村的老百姓观念也有所改变，现在过去的天后庙街市的土地，已经高价租给了新安厘局，可以说港区四周能利用的土地，都已经利用上了，但是土地依然不够用，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大商行不说，广东地区上千的商人都涌入了这里，甚至福健一带的商人也在这里卖地做生意，把地价吵得高的不像话，每亩地已经到了五千多两。
就这，赤湾相比上海还算是便宜的，后世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统计过上海的地价数据：“1852年，租界内的地皮平均每英亩售价50英镑，到1862年平均每亩售价一万英镑。”
一万英镑，折合三万多两白银了。
赤湾既然得到了充分的开发，赫德就打算开辟新的港口，赤湾卖地的钱，也让他有能力开辟新的港口，所以提出要开赤湾两侧的妈湾和三湾，尤其是三湾地区的蛇口一带，赫德认为十分有开发价值。
但他当时出于财政考虑，觉得三万的土地还有上涨的空间，能给他挣更多的钱。
现在既然九龙都必须开放了，那也没道理按着那两个地方，自己得到的钱少了，商人留下的就多了，商业发展就更快了，土地财政也要适可而止。
赫德一听朱敬伦将这么大一片区域都交给他，也有些高兴，光靠一个赤湾，真的很难做到世界第一，这就跟香港一样，香港土地潜力不够，光靠一个赤湾，其实也是潜力不够。
九龙是交给赫德了，但这里复杂的问题很难解决，复杂的产权制度，大量非官方程序的土地纠纷，这些麻烦事情不解决，日后会遇到更加麻烦的事情。
洋人取得的特权，在利益驱使之下，他们会一次又一次的试图在九龙站稳脚跟，跟华人一次又一次的冲突，这些麻烦事情的根源就在与清朝政府的不作为，官员们的懒政怕麻烦，疏忽了管理，老百姓怕官府纠缠，怕小吏敲诈，不愿意去登记，造成了大量私契，这才造成产权的混乱。
朱敬伦叹息一声看来改革得进入更深的层次了：
“港区司法以后也归你管，你得摸索出一套适合我们国情的司法制度出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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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七节 司法改革
“您的意思是以后港区的司法要改变？”
赫德问道。
朱敬伦点点头，得承认清朝司法制度的落后，这不是大清律法律条文的落后，而是一整套司法运行程序的落后，县官开堂审案的方式该改一改了，但要一刀切的更改，朱敬伦没有那个人才储备，手里就没几个法官可用，二来引起的动荡也太大，在他跟清政府撕破脸决裂之前，他绝对不想要任何动荡，所以从港区开始，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仿佛后世的特区，是一块试验田。
“你得摸索出一套适合我国现有司法制度的现代体系出来，我看香港摸索的就很不错，普通法的包容性可以将大清律例包容进来，这是我国传统司法和现代司法的完美结合，你可以从香港挖来一些人用用。”
香港司法制度英国人已经摸索了二十年了，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但还不够完整。
英国人对待殖民地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只考虑收益，尽量降低成本，所以英国殖民地上大量保留当地的传统法。
恰好英国的普通法体系，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司法制度，它不是成文法，不是由那些专业知识极强的法官一次性系统性的制定出来，而是按照习惯法不断的积累判例形成，可以说这种司法制度可以套用任何国家的法律条文。
这种司法制度，对法官的专业素质要求可谓最低，而且相对来说公正，公正并不意味着正确，公正是一种感觉，老百姓觉得公正那就是公正，哪怕你打了他五十板子他也觉得公正，不公正了，哪怕你给他万两黄金他也觉得不公正。
中国后来的司法体系是照搬的大陆法系，由最专业的人士制定最专业的法律条文，但问题是，这些条文未必跟老百姓的认知相符，老百姓认为严重的罪行，西方的法律观念并不认为严重，老百姓认为无所谓的事情，西方人认为很重要，那就是重罪。
比如盗坟掘墓这种事，老百姓认为是最为严重的罪行之一，但是西方法律制度中并不认为这是什么重大的罪行，因为西方人没有厚葬的传统，不管是国王还是普通百姓，一死都埋在教堂的公墓中，顶多埋一些过去用过的用品随葬，骑士最多也就埋一把剑，盗墓贼根本就没有盗墓的动机。
而中国讲究厚葬，所以盗墓贼出现的很早，很普遍，文化中慢慢就认定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罪行，严重程度甚至远在打伤人之上，甚至在大多数人的道德观念中，挖人家祖坟比杀人还严重，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满清制定一条谁贪腐挖谁家祖坟的律条，恐怕这比流放给披甲人为奴的威慑力更大。
中国古代的法律，以法家最先制定，后来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宋代中国司法已经完善，执行宋刑统的包拯等人名垂千古，至少说明一点，这套法律在合理的人手里，能让老百姓认同，之后历代相互参考沿袭，明代时候的法律条文完善的程度，让清朝统治者几乎无法删改只能照搬，大清律跟大明律相比，基本上只是在个别律条上进行了处罚轻重的调整，而整条律文基本上照搬了。
可以说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中国法律体系在法律条文上，是非常符合中国文化的，最值得称道的是，儒家希望事事强调人情，法律中的主旨思想是从情感出发的，以中国的孝道伦常为纲领。
朱敬伦觉得，一个法律是不是公平，不是让法律专家来看的，而是让老百姓感受到的，如果老百姓感受到不公平，即便法官判的在符合法律精神，那也是白搭。
比如儒家出于保护人伦考虑，有亲亲相隐的原则，父亲如果犯了法，儿子是可以不举证的，而且不会被法律追责，这显然是出于照顾人情，很适合中国社会的习惯。真到了让父子反目，夫妻相互告发的时代，那就真的是一种人伦的悲剧了。
英国的普通法和大陆的罗马法谁更先进，这一点朱敬伦不是法律专家他不懂，他知道中国法律体系，跟这两种法律体系都不一样，但又兼而有之，历朝历代都制定本朝的法律条文，但同时又带有附例。
英国普通法以不断的积累案例为完善的方法，可以说法律条文就是这么一次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