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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瑞典和丹麦，甚至完全接受了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他们跟德国不一样，他们的市场狭小，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所有的东西，因此贸易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必须，他们已经跟英国达成了多种多样的自由贸易协议，分享了英国的繁荣市场。
现在他们更渴望能打开中国市场，所以当伍崇曜提出，给予他们部分产业免税，换取他们对中国的茶叶和丝织品的免税，他们根本就没有拒绝的理由，因为这两样产业，他们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发展的，属于绝对成本劣势的产品。
最终达成的协议是，广东给予瑞典的铁矿、铁制品，和木材、木制品这两类瑞典最大的产业免税，瑞典给予广东的茶叶、丝织品免税；广东给予丹麦农业和畜牧业免税，丹麦给予广东的茶叶、丝织品免税。
这种贸易条约，对两国来说是巨大的成功，等于打开了广东两千多万人的市场，办一个舞会庆祝一下是必须的，当然还要邀请朱敬伦等广东地方官员参加。
瑞典和丹麦两个小国，位于北欧，都是相当开放的国度，国民开放的风气，比英国人尤甚，相比德国，这两个国家才是纯粹的北欧海盗的后代，两国王室那真的是可以追溯到当年的海盗首领的。
而英国文化中的开放，其实就源于海盗的殖民，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而是英国本土过去的凯尔特人文化。比如英国的普通法体系，所以陪审员判定，基本上跟当年的海盗部落公开审判一样。
对比不同的文化源流，就可以发现，事实上文化越是落后的地区，就显得越是平等，马教主的著作中说，是剩余产品的出现，带来了阶级分化，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原始社会最为公平，有了剩余物资，才出现了穷富的差别。
造成这种原因的，第一是物质基础，拥有更多财富的首领，更能将手里的财富变成力量，比如北欧海盗，虽然个体之间相对平等，但是出海劫掠的时候，战船和物资都是由首领准备，最后劫掠的收获中，首领也要分最大的一份，等到他们结束了劫掠文化，开始定居的时候，拥有物质积累的首领就演化成了领主，战士要么成为依附领主的骑士，要么就是农奴；第二个原因则是这种落后的劫掠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力量差距较小，大家都是拿刀子的，谁敢欺压谁弄不好就是决斗，这在农业文明中也是一样，正统的王朝社会分化出皇权、官僚和士大夫阶层，可是梁山好汉们都是兄弟，虽然有座次之别，但终归要平等的多。
开会共同议事，也是这种社会结构比较扁平的文化的特点，蒙古人有忽里台大会，西方人演化出了议会，而东方君王则变成了朝堂，在西方议会制度平权之前，议会只是贵族们议事的地方，相比东方式的的朝堂，相当于共同议事中加了一个皇帝的决定权，避免了无谓的争吵造成的拖延不决。
议会制早期，西方人自己都看不到这种制度的好处，之所以有这种制度，是因为王权实在是压制不住贵族权力，逼不得已才让贵族们一起商议，荷兰共和国建立之后，他们的议会争吵不断，多年决定不了一道法案，最后决定请一个国王回来裁决，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可伊丽莎白收的保护费太高，导致荷兰人承受不住，最后又把她请走了，于是荷兰人建立了东印度公司，并给予东印度公司相当于国家的权力，让他们可以铸币、组建军队和对外宣战，其实就是为了规避议会体系的低效。
但是幸运的是，从英国开始，议会制走出了早期争吵不断的泥潭，不断的制度化，不断的优化，走向了现代代议制的道路，中国的朝堂却几千年如一日的运作，没有突破现代文明的那道天花板。
这种情况有专家认为是必然的，有人认为是偶然的，朱敬伦也觉得是必然的，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中国人长久的享受着大一统带来的稳定，也要承担大一统带来的低效，毕竟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集团，产生改变的动机是很小的。
就好像国企在跟民营企业竞争的时候，效率极低，但是却相对稳定，民营企业动辄几年间就倒闭了，而国企却愿意投资长期的产业，当然这不包括那些贪腐的国企，以西方国营企业来论的话，一个是低效但稳定，一个是高效却动荡。
不止是企业，国家也是这样，西方国家间的竞争极其惨烈，德意志曾经有四百多个大大小小的邦国，英国也分为大大小小的贵族领地，这种分裂之下小国的竞争是十分惨烈的，不变革往往意味着死，所以当一个国度出现某种新技术或者新的管理方式的时候，马上就会被其他国家引进。
启蒙运动的时候，连俄国这种偏居欧洲最东边的封闭国家，叶卡捷琳娜二世也能不断的和伏尔泰通信，推行欧洲最流行的思想文化和制度。重商主义在意大利出现不到十年，英法等国都开始效仿，之后遍及全欧洲。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变得强大，法国、普鲁士不断的偷盗英国的技术，最高峰的时候在法国工作的英国技术人员多达几万人，而普鲁士不断的排除商业间谍去窥视英国的工厂制度和生产技术，克虏伯之所以能够生产优质的大炮，跟克虏伯亲自跑去英国偷取炼钢技术是分不开的。
这种和平时期的激烈竞争，促使西方国家飞速发展，就好像中国战国时期，面对生死存亡的激烈竞争，各国先后不断的变法，引入各种流派试图让国家强大，诸子百家先后涌现，鼎鼎大名的商鞅变法，也是在秦国被率先变法强大的魏国打的几乎灭国的情况下才发生的，不变就死，你变不变？
欧洲诸国林立，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和文化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他们的幸运，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竞争，促使他们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进步，最终远远的超过了稳定安逸的东方世界。
后世中西方文化界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不缺技术，不缺市场，也不缺资本，可是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竞争，中国是一个严重缺乏竞争的国度。
西方不但有英国、法国、西班牙这种民族国家之间的争霸，还有普鲁士、黑森、奥地利这样的邦国之间的冲突，也有汉堡、吕贝克这样的自由城市之间的竞争，各种不同的文化和体系放在一个巨大的熔炉中锤炼，最终在英国开启了工业文明，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中国其实也不是没有机会，如果周边的国家能够给中国带来压力的话，中国也是有进步的动力的，可是朝鲜、日本和越南等这些国家，还不如中国的，他们始终不断的在中国汲取营养，而没有诞生出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制度，尤其是日本最为可惜，明明是一个海洋国家，愣是通过学习中国的大陆文化，将自己的世界观转变为农耕文化了。
假如日本能够早早的通过消化中国文化，诞生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然后开始向大陆冲击的话，恐怕中国早就变了，就好像英国向欧洲大陆的文化冲击，最终造成了欧洲大陆的变革一样。
但日本没有成功，中国几千年来始终在担任东亚文明中心的角色，只有中国向他们输出的份，没有他们反向冲击的份，中国不进步，东亚就不进步。
指望东亚邻国给中国压力，这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朱敬伦现在要从外部汲取生存压力，增强中国社会的竞争。
不过贸然引入英法这样的巨头，那就不是引入压力，而是带来海啸了，丹麦和瑞典这样的小国就很好，引入他们的竞争，不可能给中国带来生死存亡的冲击力，却能适度的给这个太过于稳定的社会带来一些刺激，逼迫他们开始竞争。
这是文化方面的考量，外交方面的考量则是用他们来给欧洲国家树立一个标杆，以后英国人和法国人来了也可以这么办。
所以朱敬伦很愿意给这两个小国极其优厚的待遇，但提一提利益之外的附加条件，朱敬伦觉得很有必要。
所以在酒会上，他跟瑞典人瓦伦堡提出来：“我想在经济往来之外，我们双方还可以进行一些文化上的交流。准确的来说，我希望在人才交流上，双方应该加强联系。”
瓦伦堡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利益，他已经在思考自己家族产业造船业将能取得的利益了。
对朱敬伦的提议，他觉得有必要积极回应：“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加强联系呢？”
朱敬伦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