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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六镇总兵都应按逃罪处死，而朝廷只问罪王朴，却不追论其余五人之罪是不公平的。郝晋对此大为不满，特别提到：“吴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何以反加官至提督呢？”
兵部尚书陈新甲复议，向崇祯提出处理意见：“只斩王朴，勒令马科立军令状，再有失误必处死。吴三桂失地，也应斩首，但姑念他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崇祯帝批准，将王朴处决，吴三桂仅受到降级处分，仍守宁远。
吴三桂自投身行伍以来，一向以敢战而著称，他显著的军功和飞速的晋升，已成为朝廷内外军事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晋升为总兵，独掌一方帅印，已经说明朝廷对他的器重。这次援救锦州他又是八大将之一，实为一员的主将。
照以往的表现，吴三桂必能冲锋决战，再立功勋。出人意料的是，在至关重要的闯围战斗中，他并没有认真地进行拼战厮杀，当王朴先逃时，他竟然跟随其后，逃之夭夭。他的决战勇气顿然消失，霎时他对大明的忠心也不复存在。
这一点，他连曹变蛟、王廷臣都不如，他们坚持与洪承畴同命运，没有逃跑，与他同守孤城松山。吴三桂却置他的老师洪承畴于不顾，自率领所部拣大路先逃到杏山，再逃至宁远，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他不愿在这次不能取得胜利的决战中消灭自己的实力，在他的将士中，骨干将士都是他的亲丁家将充任的，这一部分人可以说是他的私人武装力量。自明初以来，凡辽东将帅无不有自己的家丁任军职，吴三桂自然不能例外。他有家丁将士三千多人，这些家丁都效命于他，听他指挥。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往往依赖他们出力，不论哪一位将帅都不会愿意自己的亲丁家将被消灭。
事实上，在松山大战中，他的亲丁家将保存独多，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吴三桂不战而逃，不会出于别的原因，只能是为保存实力而不惜一逃。他作为一个后起的军阀，当然懂得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否则失去实力，也就失去了他力求保持的地位。
朝廷不追究他的死罪，予以宽大，绝不是随意作出的，吴三桂在辽东已占据要津，是地方的一大实力派。继松山之败，祖大寿降清，在这里除了吴三桂之外已无更合适的人选为朝廷固守这块残土。显然朝廷不敢得罪吴三桂，因为吴三桂尚有可利用的价值，朝廷中有吴三桂的靠山，为他开脱，也不无作用。
对比之下，王朴的地位没有吴三桂那么重要，他所得军功不显，名曰总兵，但在朝廷中并无实际的影响力。他在关系明朝危亡的松山决战中，带头逃跑，搅乱军心，以致各镇将纷纷效尤。王朴的行径恶劣，罪在不赦，按律处斩，不足为惜。
当然也不能把所有败将都处死，问题是独斩王朴，而其他各帅只给以降级的象征性处分，这就看出吴三桂等人与王朴在朝廷心目中的悬差的地位了。后来的事变，恰恰证明此次战败对吴三桂的前程丝毫没有影响，相反的继续得到晋升。
不管怎么说，吴三桂做了松山决战的一员逃将，这在他为明朝效忠的历史上是一页并不光彩的记录。也许因为这一逃，保全了身家性命与实力，历史却在不久的将来给了他一个机遇，使他成了明清兴亡大事变中的举世瞩目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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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话：劝降
吴三桂先自从松山，再从杏山，几乎独身一个人逃回宁远，所部的人马损失殆尽，他也在所不惜了。朝廷对他仍然给予信任和重用，他被提升提督之后，授权宁远辽兵和援兵都听他调遣。
对吴三桂来说，眼前最重要的是，搜集散亡，招募兵勇，重新集结兵力。至崇祯十五年初，吴三桂练兵已经达一万人，加上其他各镇新练的士兵，约是二万五千人之多。
崇祯把松山败后解锦州、松山、塔山之围的重任完全托付给吴三桂了，命令他奇正互用，马步各驱，励必死之心，奋无前之气，誓师进剿，击惰捣虚，务期一鼓解围。显见吴三桂这时已经成为明在关外的唯一的依靠了，而他依靠这支重新组织起来的军队，继续地坚守着宁远。
吴三桂自知犯有逃亡之罪，也许是出于赎罪的想法，他在松山战后的第二年，松山刚破，便与另一个逃将白广恩等率领四千兵，试图组织一次的进攻。他们进至塔山扎营，塔山已经处在清军的围困之中，吴三桂下令以一半兵力到高桥，与清兵遭遇，但不战而退。吴三桂此次军事行动，大抵是试探清军的虚实，并非是寻找清兵展开战斗。
过了四天，祖大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之下，愿献城投降。他向包围锦州的清将诸王许下诺言：“我若归顺，宁远也可以得到。”诸王准许他投降。
于是锦州经过一年的围困，终于不战而克。锦州一破，诸王议取宁远之策，当乘祖大寿的妻子尚未搬回，总兵吴三桂尚未交替之时，亟当前往。他们认为，吴三桂犯有逃亡之罪，肯定要被朝廷撤换，当乘他尚未撤换之时，利用祖大寿在宁远与他的关系，一举夺取宁远。
但是吴三桂并不想投降，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与多罗睿郡王多尔衮他们曾经派人到宁远，想与祖大寿的儿子取得联络。守城官员知道祖大寿已经投降，不许入城。派去的人被拒之城外，对城上喊话，城上守官没听几句，就不予理睬，这项取宁远计划于是终告落空。
松山、锦州相继攻取，杏山、塔山日夕可破，清太宗和他的诸王、大臣便把注意力转向宁远。此城距离锦州仅两百里，骑兵瞬间可到，宁远原先有锦州及松山诸城作为屏障，明兵进退自如。而此时，宁远已直接暴露在强大的清兵面前，驻守此城的明朝官兵已经失去了安全感。明朝谋臣、统帅最担心的是，清兵随时可以直驱城下，以包围锦州的战术来包围宁远。
清朝内部确实有人主张乘清兵大胜之时，迅速攻取宁远。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理事官马国柱、雷兴等汉官向清太宗建议说：“今锦州既然攻下，宁远陷入惊骇，山海关溃乱，燕京震动，明军总兵吴三桂以松州、锦州失守的原因，既踏可杀之罪，今天祖大寿归顺，吴三桂自然不能安心，又必有脱死之术。祖大寿的妻子小孩还在宁远，已经心切来归。”
尽管清朝中有此主张，明朝所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因为清太宗还不打算乘胜加兵于宁远，他以为处于惊慌失措中的宁远明军官兵无力抗拒清兵的攻击。他在处理锦州明军官兵及家属的时候，特别强调，凡在锦州的原属宁远等处的官员，一律留养保全，不得伤害。
看来他要用招抚的政策，不动干戈地得到宁远，同时清太宗又派遣八旗兵屯驻于宁远以西的大路，保持对吴三桂的军事压力。
时间一天天过去，已经到了四月，仍然看不出吴三桂投降的任何迹象。汉官张存仁再次进取宁远之策，这次他不主张进兵宁远，提出对宁远采取和平攻势，阐明政策，招之来归。
他说：“皇上宜颁敕谕于宁远城中镇将等官，宣明松州、锦州岂有生杀之理，顺逆之端，以诛留分别。吴三桂并非奇才良将，有能不摇动他的心志吗？”
他想起当年镇守大凌河城时，屡次读到清太宗的招降信，促使守城的将官包括他本人无不动念，最后献城投降。他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别提醒清太宗当乘现在宁远正在仓皇无措的时候，速给宁远吴三桂等人写信劝降：“仗我皇上之福，一纸赐书，胜于加兵数万，人心动摇，势如破竹，皇上乘机运策，因时速成。”
清太宗接受了张存仁的建议，立即以他的名义，分别给宁远吴三桂诸将及被围的塔山、杏山官兵写信招降。特派刑部启心郎额尔格图赶往前线，将他的信件交围城的诸王贝勒，由他们传送到各处。
以清太宗为首，动员这么多人给吴三桂写信，确实构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攻势。他们的信，都写得很实际，都从个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其利害，娓娓道来，不禁令人感动。
吴三桂读到这些如雪片飞来的信，该作如何感想呢？恐怕不会是无动于衷吧，写信的这些人，除清太宗外，都是他的好友，因而最了解他，也能洞察他的思想活动，尤其是能体谅他此时的处境，他们的话，不能不引起他思想的起伏。首先吴三桂的处境是他三十年来最困难的时刻，他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