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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法律。
这当然十分切合刘秀的思路，刘秀立即予以采纳。
后来，蔡茂官至大司徒。
妥善处理了老董跟刘黄长公主的争执、果断采纳了蔡茂的建议之后，虽然贵戚极其家奴、朋友违法乱纪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刘秀从不姑息，一般情况下都能够支持有关机构和干部秉公处理、依法严惩。
公元48年，又有一个董宣式的干部当上了洛阳县令。
他名叫虞延，字子大，是陈留东昏（今河南兰考东北）人。
既然是老董的同行，肯定也是个猛人。
虞延秉性质朴刚正，乐善好施；为官正直清廉，不谄权贵；又行侠仗义，乐善好施。
在刘秀当一哥的时代，这样的干部注定要经常书写政治传奇。
王莽篡汉时，其宠姬魏贵人权势熏天。
她的一个门客依仗着这种裙带关系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无人不恨。
王莽时期也正是“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时期，大多数为官者除了损人、就是利己，没有谁想着老百姓、想着社会的公平正义，这给该门客提供了绝好的生存土壤。
该门客横行不法，而地方干部们个个不闻不问，就像都睡着了一样。
当时，我们的虞延同志还是个村民组长（亭长），为了铲除祸害，硬是带着一帮哥儿们闯进该门客家里，把他擒拿归案。
刘秀登基之后，虞延官至执金吾，后又外放为县令。
他在任上是非清楚，恩怨分明，深受老百姓爱戴，也很是被坏人嫉恨。
上任洛阳县令，是对他的重大考验。他一如既往，秉公办事，惩恶扬善。
人说在天子脚下，京官儿最难做。在洛阳，钱再多未必就算富人，官儿再大未必就是高干。达官贵人云集，各种乱七八槽的事儿自然层出不穷。
目前，地球人都知道洛阳最有权势的家族，除了刘秀家，就是阴丽华娘家了。
老阴家集自己的无限权势和皇家的万般宠爱于一身，什么能人在其门前都显得窝囊，什么富豪在其门前都显得寒酸，什么高干在其门前都显得官儿小。
同时，有这样的大树傍着，老阴家的家奴、朋友也是很容易就牛起来、就横起来的。
一次，老阴家的一个家奴叫马成的，因为“常为奸盗”，被虞县长逮捕查办。
老阴家有人多次给虞县长写信，为马成求情。
虞县长坚持不给阴家这个面子，不仅亲自审问马成，而且每接到一次阴家的求情信，他就对马成鞭笞200下。
完全可以想象，这个鞭子打在马成身上，实际上就等于打在老阴家人的脸上。
阴丽华的弟弟阴就非常恼火，认为老阴家能给谁递个话儿，就算看得起谁了，而这个虞县长也实在太不识抬举，明摆着就是要给阴家好看。
阴就是阴丽华的最小的弟弟，并没有什么军功、政绩，是继承了老爸的爵位当上新阳侯的。他善于雄辩，但性格刚强高傲，人缘并不太好。
眼看虞县长不买老阴家的帐，阴就就去找姐夫刘秀告状，说虞延鲁莽胡来，办了许多冤案，并且按照自己的说法介绍了马成一案。
刘秀本来对虞县长颇有好感，听到阴就这么一说，心里不免狐疑。
为了搞清楚真相，也为了教育大家，刘秀决定抽空亲自到洛阳县衙走一趟。
一天，刘秀来到洛阳县衙，要求亲自查看案件。
虞县长简要汇报了有关工作之后，重新升堂，让刘秀端坐大堂之上。
虞县长非常熟悉业务，命令衙役押来所有案犯，有条不紊地介绍法律、案情和处理情况，让他们分列大堂东西两旁。
其中，西边一列是案情已经审明、罪罚无可争议的囚犯，东边一列是案情可再斟酌、或者尚未结案的案犯。
马成自然心虚，本来被安排在西边，见势不妙，他连忙往东边的行列跑。
虞县长见状，急忙上前，一把抓住他，大声斥责说：“你是人间的大蛀虫，长期依仗社神，并不害怕谁来熏烧你！回去，你的案子还没有审理完，必须依法处理！”
马成大喊冤枉。
在皇帝面前动手，当然是不礼貌的行为，刘秀身边的侍卫立即用剑戟抵住虞县长，喝令他退后，放开马成。
虞县长并不畏惧，死不放手。
刘秀听了工作汇报，经过在大堂上认真观察，断定虞延是在秉公办事，未徇私情。
（帝知延不死私。）
于是，他对马成喝斥道：“你犯了王法，罪不容赦，咎由自取！”
紧接着，他命令立即把马成拿下，严格依法审办。
同时，他还明确表态支持虞县长秉公办事。
几天之后，马成被依法处死。
刘秀公开支持虞延惩治马成，再次对贵戚产生了极大地震慑作用，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此后，在各级官府、干部处理公务、办理案件时，贵戚们一般也不再敢擅自干预，唯恐自找没趣儿。
（于是外戚敛手，莫敢干法。）
这样，经由制度上规范、军事上打击，以及在日常社会政治生活中严格抑制，刘秀一朝，贵戚们绝大多数都能约束自己及其亲朋好友的言行，违法乱纪的事儿明显比前朝和以后要少得多。即使那些备受恩宠、极端荣耀的超级勋贵，也都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唯恐越雷池半步。
刘良是刘秀的亲叔叔，大家很熟悉，他其实等于是刘秀的养父。刘秀对他感同生父，登基的第二年即封他为广阳王。
几年后，在采取一系列抑制贵戚行动时，刘秀把他降为赵公。
就是这么一位老人，也从来都是十分小心地对刘秀执臣子之礼，丝毫不敢表现出那怕一点点不满，每年都要从自己的封国来洛阳朝拜刘秀。
（频岁来朝。）
还有我们的另一个熟人、刘秀的娘舅、一代完人樊宏，他的表现集中体现了刘秀治下贵戚的状况。
刘秀早年丧父，如果还有谁在他心目中位置最重的话，那么除了老妈，就是叔叔刘良和老舅樊宏了。早在还是农村回乡知识青年时，刘秀就把这二老视同生父。
刘秀一登基，立即任命老樊为皇帝首席顾问（光禄大夫），位特进，职权仅次于三公。
在此后的一、二十年里，随着一哥的位子越坐越稳，刘秀逐步剥夺功臣的实权、抑制贵戚的行为，但唯独对老樊的兄弟爷儿们宠爱有增无减，先后册封或者增封老樊本人为长罗侯、寿张侯，封老樊的弟弟樊丹为射阳侯，老樊的侄儿樊寻为玄乡侯，老樊的堂兄樊忠为更父侯。
刘秀对老樊极其尊重，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私下的亲情交往中，他都对老樊礼遇有加、关心备至。
老樊本来就是德才兼备的人，为人谦恭和顺，内敛低调。
他非常理解和充分配合外甥刘秀，经常教育自己的晚辈说：
“举凡大富大贵、财禄满盈的人家，很少有善保始终的。我并不是不喜欢荣华富贵，但是，天道厌弃自满而垂青谦恭，过去贵戚们的经验教训我们要引以为戒啊！在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我们全家老少平安，难道不是极大的好事吗？！”
这是一个看惯社会浮云、参透人生起伏的人。
在自己无边的权势和富贵面前，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谦逊谨慎、不骄不躁，严格约束亲朋好友的言行；在外甥刘秀面前，他谨小慎微，毕恭毕敬地奉行臣子之礼；在群臣、同事面前，他谦逊有礼，从不表现出丝毫的特殊感和优越感；在老百姓面前，他从不威福自持，而是满怀仁义和爱心，在国家法律和自己能力范围内，尽己所能地帮助人。
对待工作，老樊也是十二分的敬业和谨慎，从不出现失误，也不让人抓住把柄。
所用文稿，他都是亲手草拟和书写，斟词酌句，烧掉草稿。每有朝会，他总是首先到达，低眉顺眼，埋头做事，直到刘秀说“众卿平身”，才直腰抬头。朝会时研究工作，他也从不当众发表意见，恐怕刘秀为难，也不想让人从中找到什么可乘之机。
受其影响，老樊家的人从没有出现违法乱纪的现象。
（宗族染其化，未尝犯法。）
老樊的作为，赢得了刘秀和朝野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敬重。
他病重时，刘秀亲自到他的家里看望、问候，留宿在他家。
他病危之际，刘秀问有什么要交待、安排的，他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