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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世也不是个愣头青，他能在京都混了那么久，二十多年都没被挤出朝堂，这说明他也是个做事讲究策略的人，凭着自己多年从政做人的经验，刘安世把这事做得非常技巧。他写了份奏章，直接询问皇宫选奶娘做什么。并指出，民间都猜测，这应是小皇帝闯的祸。奏折中，直言无讳地警告小皇帝赵煦，做皇帝的不能好**色，更不能这么早就好**色。
小皇帝赵煦看了奏折，火冒三丈。什么奶娘不奶娘的，我都没有看见过，自我离开了亲娘的哺育，十二三年了，什么母乳哺养，我都回忆不起是什么事了，干吗现在皇宫里找奶娘要扯上我？而且，还好像是说本皇帝很好**色，已经开花落蒂，把小孩子都生出来了！真是冤枉，我天天跟高太皇太后在一起，说句恶毒点话，要是高太皇太后怀孕了，你们来怀疑我，好像还有点谱。多少我对高太皇太后还有点作案的便利，时间和地点，下药和深夜，近在咫尺，只要想得到，就能做得到。问题是我不会去想那些，所以，我也不会去做那事！哼！吃饱了撑得没事干的这些言官，没有能耐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来富国强兵，只是到处捕风捉影的没事找事来吸引太皇太后的眼球。嘿嘿，朕马上要跟我神仙姑姑飞去流求了，让你们找不到朕的影踪、摸不着朕的头脑，空对空的你们去白忙活吧！
小皇帝在自已的卧室里暗自生气，向皇太后则是在自已的寝殿里暗暗着急。听说，朝堂上，已经有言官跳出来在追究宫中搜寻奶娘之事了。现在这些言官还只是按照他们的逻辑推理，判定是小皇帝赵煦好**色惹的祸，根本没想到我皇太后的头上。但是，夜长梦多，万一我的宫中哪个太监宫女说漏了嘴，我一曝露，宋神宗的秘密又不能讲，那事就大了。弄不好，我和我儿子都得去沉江。所以，向皇太后希望长公主王木木一行能早日起飞，能早日带着自已母子飞去流求，逃离这是非之地。
话说，这为奶娘事件上奏折的言官叫刘安世，他是朔党三巨头之一。刘安世的这道奏章，赢得了其朔党同僚们的一致赞扬。闻弦歌而知雅意，朔党们暗地里都纷纷向刘安世竖起了大拇指，同时，党同伐异，朔党们同时还精选人才，准备推出了第二道攻击波。第二道攻击波的撰稿人，朔党们公推《资治通鉴》创作组的重要成员范祖禹。
范祖禹，生于仁宗康定二年（公元1041年），字淳甫，一字梦得，是北宋中期著名的史学家，〃三范修史〃范镇、范祖禹、范冲之一。据说，范祖禹出生时，他母亲梦见〃一伟丈夫被金甲入寝室，曰：'吾汉将军邓禹。'〃因此，被命名为范祖禹。范祖禹从小是孤儿，他叔祖父是北宋名臣范镇，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抚育。但范祖禹仍因为自己是孤儿而伤心不已，每当别人参加喜庆宴会时，他都面容凄惨，心情抑郁。整日里闭门读书，从不干预人事。后来到了京城汴梁，所接触的都是一时名人。叔祖父范镇对范祖禹十分器重，说：〃此儿，天下士也。〃
范祖禹在仁宗嘉佑年间，中进士甲科。司马光修撰《资治通鉴》，范祖禹负责唐代部分的撰写工作。在洛阳十五年，一心撰写《资治通鉴》，不事进取，赢得司马光的称赞。司马光认为他〃智识明敏，而性行温良，如不能言；好学能文，而谦晦不伐，如无所有；操守坚正，而圭角不露，如不胜衣，君子人也。〃《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推荐范祖禹任秘书省正字。当时是王安石执掌朝政，也十分看重范祖禹。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与范祖禹十分友善，曾示意范祖禹去拜谒王安石，但范祖禹竟不为名利所动，没去拜谒。富弼致仕以后住在洛阳，很少与人接触，唯独对范祖禹例外；富弼病重时，召来范祖禹授给他临终密疏，主要是论述王安石查封误国和新法的弊端，言辞十分激切。富弼死后，别人都认为这样的奏疏奏上去肯定会得罪王安石，建议范祖禹不要上奏，但范祖禹还是坚持上奏了。
神宗死去，哲宗继位，范祖禹擢任右正言。后吕公著执掌朝政，而范祖禹是吕公著的女婿，避嫌辞职改任祠部员外郎，不久又辞职而除任著作郎、修《神宗实录》检讨，后迁任著作郎兼侍讲。
哲宗因夏天暑热，暂停讲书，范祖禹上疏皇帝认为，〃陛下今日学与不学，系他日治乱。如好学，叫天下君子欣慕，愿立于朝，以直道事陛下，辅佐德业，而致太平；不学，则小人皆动其心，务为邪谄，以窃富贵。〃建议哲宗恢复讲读。不久，范祖禹迁任起居郎，又召任中书舍人。吕公著死去，召拜右谏议大夫，首次上疏论皇帝正心修身的必要性。蔡确得罪，范祖禹上疏，建议宽厚对待大臣。蔡京在蜀地任职，范祖禹上疏批评蔡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当时的执政大臣想在新法、旧法中间依违模棱，范祖禹上书反对。不久，兼任国史院修撰、礼部侍郎，上书论述监、司、守、令官职的重要性。
现在，朔党们公推这位仅次于司马光的历史大家执笔，写了两份奏章。一份是给哲宗的，里面博古通今历数前代，把君王好**色的问题推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简直是篇家国一体天人感应学说的好范文。范祖禹本就是小皇帝的“侍讲”，上这奏章，也算是忠于职守，立足本岗位，放眼全大宋了。
范祖禹的另一份奏章是给高太皇太后的，内容就很不客气了，点出皇宫里全是女人，对男性的诱**惑力太大了，非常不利于青少年成长。高太皇太后本人更是有责任，她应该向章献明肃太后刘娥对待仁宗那样，既要爱，更要严，杜绝一切不良习气，谨防小皇帝腐化坠落堕落，一切应以国事为重，而不是以花草为纵。
朔党同仁们向皇宫扔了两颗炸弹，接下来，就偃旗息鼓，静静地在等皇宫的反应。
朔党同仁们偃旗息鼓了，想坐享其成，等待可能的宫乱能带给他们的红利。可是，在京的另两旧党，洛党和蜀党心理不平衡了。话说，元佑初新党势力尽斥后，被旧史称为“君子”的元佑诸臣，又因理念以至风格、趣味之不同，分裂为洛蜀朔三党。三党名称，由其领袖籍贯而来。洛党领袖为程颐，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蜀党领袖为苏轼，吕陶等为羽翼。朔党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甚众。洛党的政见，与新党王安石多有异同。他们也像王安石那样，主张以理想来改造现实，他们所本的理想也是所谓“王道”的典范唐虞三代。不仅在理想方面，在具体主张方面也是这样。比如王安石以为：“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程颢则以为：“今师学废而道德不一，……秀民不养于学校而人才多废。”在这一点上，两者的看法完全一致。程颢曾上神宗书，其中有关井田、兵归于农、帝王必立师傅等等的主张，也多与王安石一致。熙宁二年程颢参与考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就是因为有相同认识的基础。当然，洛党与王安石也有不同，比如王安石特重法，而洛党偏重人。程子曾说：“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这是两者显著的不同处。
蜀党对政事的看法较洛党柔软，言事论理不执于一端，所以他们并不强调某种理念，也不认为某种制度独胜。而两党领袖的趣味、性格尤其表现了不同。比如洛党领袖程颐“不欲为闲言语”，援古句“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说作诗是浪费生命，所谓“可惜一生心用在五个字上”。蜀党领袖苏轼则极好词采，以为“世间乐事无逾此者”。颐严肃有余，完全没有幽默感，轼则是在诗文书画诸方面都极显才华的大才子，性格中“活泼”的成分也较多。
朔党不同于洛党之处，在于朔党多为实务派官员，所以较重经验。王安石与洛党都喜欢讲唐虞，讲三代，讲“王霸之辨”，而朔党不讲。不讲三代那样玄远的理想，而注重王安石与洛党看不起的汉唐经验，主张通过权衡汉唐的利弊，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