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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尽管古代人对偷师学艺是相当鄙视，但也仅此而已，或是能招人上门打砸一通，但官府也没有处罚的法律和依据。
而且，在封建时代，别说发明创造，连人的生命财产都是帝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嘛！
所以，发明家要么成为御用工匠，为君主服务，一切上乘的发明创造都将成为“宫廷秘方”之类的皇家独享。
要么就死守着“传内不传外”、“传子不传女”的家训，以家庭作坊的方式惨淡经营，维持生计。
当然，也有个别的政府激励下的发明创造。比如急于解决什么困难，想要搞成什么大事，性质更接近于悬赏。
不管怎样，如果能用国家强制力来保证直接利用专利技术盈利的人，把所获利益的一部分给发明人，必将大大提高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刺激人们去从事这项活动。
而在这之前，即使冯智戴已经两次来访，说得越来越直白，送的礼物也愈发丰厚，徐齐霖依然不敢轻易表态。
特么的，冯智戴是不是以为老子是故意敷衍，好多收点礼？徐齐霖看着又升了规格的礼物，有些不好意思了。
“不许再吃糖了，阿郎说过吃多了对牙不好。”院子里，斯嘉丽在教训阿佳妮这个小吃货。
“可我吃完就刷牙的。”阿佳妮底气不足地辩解。
徐齐霖苦笑了一下，吃完糖就刷牙，倒也是个法子。
实在不行，就先和冯家签个有年限的合伙经营的协议吧。等专利法出来，也等合作年限到了，再进行修改！
徐齐霖很是丧气，这与他想的不一样。如果有了专利法，制糖法算大盈库的，蒸馏酒、香露可都是他家的专利。
…………。
相对于专利法的难产，算学馆的重开，倒是挺快，也很顺利。
不仅是国子监的算学馆，大盈库的算学馆也招生完毕，开始教学。
看着这二十来个跟自己年龄相差不大的学生，徐齐霖有挺复杂的感觉。
大的十五岁，小的十一岁，都是读过书识过字的，也都是家世普通，甚至是受歧视的商人子弟。
这些学生有个共同点，便是在科举上取得功名的可能性很小，甚至是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
从这方面来讲，徐齐霖和大盈库算是给了他们一个进入官场的机会。
因为，唐代有大量流外官，充任各衙门的具体办事人员，统称吏员。
流外官没有品级，按年度对其功过行能进行考课，经三考逐级升转，最后可以经考试入流，成为正式品官。
这种集考核、选拔、任用为一体的流外官铨选程序，叫做流外铨，也叫杂品入流。唐代由流外铨进入官僚队伍的数量最大，也是下级官员的主要来源。
而流外铨选的标准大概有三个，“书”、“计”、“时务”，即书法、会计和实际工作能力。
虽然科举出身的官员品级较高，亦会得到大众的尊崇，但在实际工作能力上，却大多不如专业更精的流外官。
而科举出身叙职要再经吏部铨选，尽管取得高官的机会相对多些，但其入仕数量却要远远少于流外出身人。
象韩愈这样的大名士，还“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甚至有科举出身的，等了二十年还未获实职。
所以，如果只是想得个官儿就行，走流外官铨选的路子，反倒是更容易更宽阔。
象徐齐霖眼前这些平民子弟，便是多抱着这种想法，陈老财的儿子陈敬宣便是其中之一。
同样是算学馆，国子监他们是根本没有资格进去的，退而求其次，招收条件宽松的大盈库便是唯一的选择。
当然，大盈库的算学馆名声也不显，打着的旗号也只是为大盈库培养会计类的工作人员。
这些学员对此心中也有疑虑，也有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尽管是平民子弟，但出自地主、商人等家庭，吃穿是不愁的，也愿意进行一下尝试。
对于学员们的心理，徐齐霖自是知道。可他也没有上来就灌鸡汤，什么奋斗就有出路，苦学就能出仕。
讲完了第一课，也就是最基本的阿拉伯数字，并留下作业，每人写五十遍。
“数月后，本官会上奏陛下，从你们中选择十名优秀者，与国子监算学馆进行一次比试较量。或许，陛下还会亲自驾临观看。”
徐齐霖看似平淡地留下一句话，转身就走，却让学员们立时兴奋激动起来，教室里响起了越来越热烈的议论和喧哗。
这一句话的信息量很大，也很震撼。
国子监可是国家最高学府，六门学科的满额才是三百人，还都是贵族子弟。贵族与平民的天生阶级隔阂，产生敌视并不意外。
如果能在比试中把那些平日目高于顶的官二代打败，不仅是证明自己的才能，更有扬眉吐气的感觉。
何况，陛下还有可能亲临，表现得突出的话，说不定就得到陛下的青睐，一跃龙门。就象马周似的，一篇谏议便平步青云。
好吧，就算陛下不来，只要达到第一个目的，干翻那帮纨绔子弟，让他们丢人丢脸，也就够了。
一番兴奋的议论喧嚣后，学生们各自散去，找僻静地方刻苦用功。
《初等数学》就是用这点好处，只要不是太笨，入门后可以自学，效果因人而异，但实用性肯定是大唐第一。
况且，这些学员都是有基础的，你要是从识字开始，从十以内加减法开始，还不把徐齐霖愁死。这可是要成为吏员的，还能象学龄前或小学那样教？
徐齐霖坐在办公室里正在偷笑，成功激发起学生的热情，这招儿好使，很成功。
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刻苦学习不是问题，有才能也不意外。但缺的便是公平竞争的平台，缺的就是表现的机会。
机会我给你们了，如何表现就看你们自己的了。
偷笑过之后，徐齐霖又有些感慨。从古至今也是一样，没有资源，没有人脉，寒门子弟想出头，何其难也？
而自己，则是幸运的，不必浪费太多时间从底层爬上来。十年、二十年，可能也到不了现在的官阶和地位。
最主要的是，自己能抱上李二陛下这条大粗腿，使很多想法得以实施，很多东西得以推广。
尽管这些还不足以改变历史的轨迹，也不足以改变老姐的命运，但他还在努力。而他踩着的中外科学家、文学家、名医等等的肩膀，事半功倍。
收起繁杂的思绪，徐齐霖取过纸笔，沉吟了片刻，在纸上写下了“自然常识”四个字。
………………
中国古代的大多统治者也知道，社会情况是不断变化的，为实现统治，需要经常修改法律。
但老皇帝制定的法律通常会被认为是“祖制”，从伦常的角度讲，后代不可以改变祖先法律。所以，新皇帝只好采用发布单行法规的办法来补充法律。
这种法典恒久稳定、单行法规层出不穷的立法特点，是中国古代法制史的一大特色。
而精明的统治者，都会有意识地将皇帝的指示和单行法规加以区分。
比如唐朝的法律明确规定，皇帝发布的“敕”，只有处分个别事项的效力，却不得直接援引为依据。只有经过整编为“永格”，才会上升为一条单行法令。
而且，即使成为单行法规，仍然被置于“权宜之计”的地位，单行法规往往只有一段特定时期的效力。
“律者，常经也；条例者，一时之权宜也”。也就是说，只有以“律”称呼的，才算是正式的成文法典，非常稳定，轻易不会改变。
从徐齐霖的角度来讲，他自然希望专利法能够成为“律”，持之久远。
但实际情况却不允许，不能一蹴而就，让他也感到遗憾，可之前也有心理准备。
现在，经过政事堂的反复讨论修改，专利法被以“敕令”的形式颁布了，但却已经变了样儿，与徐齐霖所制定的有很大差距。
按照“敕令”的规定，发明人只能到长安向官府报备发明，审核通过后，将获得独家经营的权利，并可出售此权利，或授权别人使用此发明；
好吧，没有电脑，更没有网络，发明可能相同，若向各地官府报备，则很可能重复审核批准，出现多个发明人，这官司不好打。
“敕令”还规定：若发明涉及到军事，比如新式武器，则官府有权出钱买断，发明人则不得再授权他人；如果官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