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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水县盯梢的密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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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95章 守法城民
刘方桂在飞信里说，长孙无忌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人，别说在石头上刻字了，估计他在一个月之内能把那块大石啃出个平面来都够呛！
李士勣担心刘方桂盲目高兴，长孙润是多机灵的一个人，能眼瞧着他父亲徒劳无功？白天不能相帮，难道长孙无忌不睡觉？
另外，盈隆宫给长孙无忌出这么一道难题是什么意思？英国公一边想着这件事，一边想西州他的那个干外甥——李继。
应该点拨点拨他了。
在某些方面，李士勣自觉强过了许多人，包括曾经不可一世的长孙无忌。
许敬宗、褚遂良之流同他更是不能同日而语。
李士勣同长孙无忌不同，他不是贵族出身，父亲只是曹州一个小地方官，能有今日的成就，那是凭着野心、胆略和能力一步步拼打出来的。
他年轻时随翟让起事，后来归附了唐军，唐军收复河北和山东时，李士勣已是一员主要将领。
高祖晚年李士勣坐镇并州，在平服突厥的战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又以兵部尚书的身份远征薛延陀，以可以媲美汉将霍去病的功勋，晋身为大唐宰相。
仅有这些功劳也是不够的，李士勣能有今天，便是在所有的、涉关命运重大转折的关头都作了正确的决定。
长孙无忌于六年前杀吴王李恪时，李士勣不甚明朗地支持了长孙无忌，李恪死后，李士勣升任司空，这个位置原来正是李恪的。
李治因为立武皇后而同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来济等人争得不可开交时，李士勣身为军界的代表人物，他的那一票至关重要。
李治私下里问他时，李士勣回道，“那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
只凭这一句话，李士勣便可以置身事外——微臣在此事上算是外人，与身为元舅的长孙无忌不同——有时候对有些事不必明确表示反对或支持，不投入其中，便是支持。
这句话说得相当见水平啊，也不担心被录入史籍，立谁做皇后、无论成功与否，皇帝或赵国公都挑不出他的毛病。
当然，李治因为此事而带来的一切荣耀或耻辱，那都是他一个人的事。
事实证明他这一步又走对了。
天下板荡时，英雄不问出处。天下安定时，人们往往注重门第和出身，当年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长孙无忌位列第一，李士勣只是倒数第二个。
象征着资历和地位的座次，体现的是差距！设若长孙无忌不倒，又怎会有他如今的位置？
有些人的头脑并不差，谋略也有，致命的短处就是舍不得，舍不得名舍不得利。一旦有了舍不得的东西，这东西便成了他的短处，人也就跟弱智差不多了，哪里还讲对错！
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就是太舍不得名声了，身为太宗皇帝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李治要立先皇的武才人为皇后，他们不反对便死不瞑目。
同时这些人又将立后之争，视为了同李治争夺权力的、一场有绝大象征意义的战斗，皇帝让谁来当大老婆也要他们说了算，其实他们还是放不下利。
在李士勣的宦海起浮当中，有两个人曾经让他一点脾气都没有，比如那个短暂在位的金徽皇帝，因为他什么都舍得。
但这个尘世是以成王败寇为评判法则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乱了江山，被人一年年没完没了的评说，汉武帝金屋藏娇，则成了伟岸男人的情怀。
西州司马李继长时间不同他这个干舅舅来往，个中缘由别人可能不清楚，但李士勣绝对猜的门儿清。
……
在西州，李继可没少倚仗英国公这层关系，他同英国公府来不来往，别人又不知道，人们对李继还会投鼠忌器，连西州都督高岷也要对他礼敬几分。
同时，李继又是金徽皇帝做着兵部尚书时一手从辽东拉到西州去的，从这一层面来讲，李继同高岷仿佛也是一条线上的。
就这么着，李继在西州一窝就是十年。
但两人也有不同。高岷楞角渐平，心气不高，但高府廉洁的门风没丢，不贪不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李继内心的危机感十年来一直未曾减弱过。
他知道自已看起来两头都沾光，实则两头都沾不上边，真正能指望的也就是自己，正好都督高岷不常问事，李继便可以多抓弄几把。
尤其是这几年，借着阿史那欲谷在碎叶城起乱子、丝路断而未断的时局，西州司马李继从那些过往行商身上狠狠捞了一大笔钱。
反正顶黑锅的有阿史那欲谷，凡事往碎叶城那边一推就成了。
阿史那欲谷在碎叶城，对这些东来西往的行商们课税虽重，但还图个长久自肥，吃的虽多，吃相不怎么难看。
反倒是一到了龟兹、焉耆，情况大不相同了。龟兹和焉耆不设县制，管事的也不似西州五县正规，各城邑中的防御人、虞候层层刮油，他们的后台便是西州司马李继。
从君士坦丁堡来的精美挂毯、灯具，从大马士革来的金银首饰、铜器、玉器都有税。
藏在骆驼、骡马饲料口袋中的东罗马金币，麦特罗波尔的榨糖、乳制品即便藏在装饮用水的木桶中，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这些行商最远从西海沿岸来，行程最多的须七八个月之久，风餐露宿的，难免咳嗽一声，那好，你是不是从碎叶城带了疫病过来？要在医馆中医到康复才可以上路！私底下肯塞些钱出来，你便没有病，不然病的不轻！
你要告？好啊，去西州李司马那里去告我们吧，李大人可是个公正人。
李继在两条线上都“有”关系，高岷对司马李继既有同病相怜的意思、又有自保的意思，不想得罪到英国公，反正都须要考虑。
西州都督有时候会暗示李继两句，要注意为官不可过分，但也只是擦着边儿提一提，反正李继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城邑官员如此中饱私囊，眼瞅着一个个脸越来越大，宅子越来越宽亮，出则高马豪仆，入则妻妾成群。城民们也不甘落后，在西域客商往来的必经之路上摆个摊子、开家饭铺子，开始还能守法经营，后来便胆大起来，强买强卖、设故讹人。
再往后这一些繁琐就都省了，只须吃饱喝足了往道上一站，指责行商们的骡马踩了他家的地，稼苗都踩倒了，要求赔补。
言辞激烈的敢推搡一下，那便成了外地人殴打本地人，你买卖不要做了。
闹到城邑官那里去，这头私下里打点好了，便这头有理，那头打点的多便是那头有理，城邑官是可以选择的。
当地人慢慢摸出了门道，行商们最大的便宜是花钱消灾，惹事的城民至多是白闹一场，除了费一些功夫，绝无再多的损失。
说不定这些官老爷们正需要这些人呢。
渐渐的，连焉耆牧场的大门外也常有几个刁民闹事，理由还是牧场的牲口踩了稼苗。牧场是国家的，难道我们不是国家的守法良民？
内外有别，这种事情连护牧队也不敢下手了，寄希望于城邑官，但城邑官往往打马虎眼，牧场只有层层上报，一直报到天山牧总牧监刘武那里。
刘武报告给西州都督高岷，都督再指派给司马李继处置。司马李继倒是听高岷的话，马上发一句话，吩咐焉耆城邑官干涉干涉——问题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焉耆牧场是国家的不假，但这样的事只要发生过两回，牧官们也就明白了：正着行如果行不通，还是私下里沟通处置来得快。
有时候公文报告打了一溜遭儿，最终也只是眼看着大地泛起了绿意，牲口们窝到厩房里几天都出不去，还不如请城邑官吃顿饭。
刘武也明白了：都督高岷也有不得已的地方，长安高府日渐势微，再说治安方面的事应当李继管，高岷也不想多事，高岷想图个和气。本来长安还瞧不见你，事儿闹大了反倒叫人瞧见你了。
牧场的报告再一打上来时，就连总牧的那些录事们也不耐烦，虽然不敢明着拒接，但可以说你们报来的晚了，情况报的不清楚了……解不解决事儿先放在一边，各种的训斥、追究责任注定是少不了的。
到后来，底下牧场里也回味过来——你不给上头找事儿，上头便不给你找事儿——往后谁有这类事也不通过总牧知道了。
凡事都是连系着的，护牧队看不住家门口，到了野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