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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试图用双手挖开很烫的土，结果手指被烫到了，他冲我大喊让我给他拿铁锨来，而不是像疯子似的傻看着他。现在，我又能听到声音了，但耳朵里总是有很大的嗡嗡声。
我给父亲拿来铁锨，他一口气铲了半个钟头，周身上下被汗水浸透了。被烧坏了的衣服贴在后背上，以至于每块肌肉都清晰毕现。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他铲得越来越快。最后，他铲到地板。在原来放地毯的地方，除了一摞灰烬以外，什么也没有了。
“真主啊，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我就活该是这个命吗”他仰天长啸。那声音令我惊惧。这是一个人发自灵魂深处悲凉至极的呼喊。
一阵强风刮过。有的燃了一半的木料又复燃起来。父亲叫我们去拎水来。我从浴室的蓄水箱给他拎来两桶水，他朝火苗渐起的地方泼了过去。不一会儿，墙上另一个裂缝也起火了。我们又朝那上面泼水。稍后，又一个地方也火苗乱串，接着又有一处，直到第二天早晨7点才算消停。父亲和我彻夜未眠，也没吃东西。
父亲不希望母亲和我的姐妹们在下面起火的房间里睡觉，于是他在庭院一角为她们搭了个栖身之处。她们整晚都未入睡，又冷又饿，一闭上眼就是又有一场火以及她们不得不去扑灭的情景。
第二天晚上，姐妹们还害怕回到楼下那些房间，尽管那时已经平安无事。到处都能嗅到一股烟味，到处都布满尘土。
我们都睡在父亲昨天晚上搭的临时栖身之处，还在前面放了个火盆来照亮。这场面不禁令我想起与库车人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夜色笼罩下我们伴着牲畜的叫声，一边吃着笑着，一边讲故事。
但是，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对我们而言，火灾有了不同的意义。我夹在父母之间睡觉，他们的鼾声使我确信他们睡着了，尽管我绝对不能对母亲讲她打鼾。有时在半夜时分她醒来，直愣愣盯着星空，面颊上已然泪水点点。
那晚，我见她又哭了。我伸手碰了碰她的肩膀，问她是否安好。她马上转过身背对着我，没有回答。她从不像一般人那样啜泣呜咽，或者涕泪横流。她只在没人看到或听到时才放声大哭，任眼泪像由无言的悲哀汇成的小溪一般从身体里倾泻出去。
第二天，虽说还有烟味，我们还是搬回到楼下的房间里。父亲非常沮丧。他没有帮我们往屋里搬东西。他坐在曾经安放瓦基勒尸体的金合欢树下，头垂到膝盖上，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就好像已经死了一样。母亲喊他与我们一起吃午饭，可他却滴水未进。他嘴唇很干，眼眶下深褐色的眼袋毕现。
终于在凌晨一点钟左右，父亲进了房间，挨着母亲躺下。他很冷，直打哆嗦。母亲见状把自己盖的毯子给他盖上，将他揽在怀里，直到他不再打哆嗦。第二天，他跟谁也不说话，就坐在窗边，眼睛盯着外面某一个地方，不知道他在寻找什么。我和姐妹们说话时，都压低声音走路也是蹑手蹑脚。并且，我们吃饭时也竭力不让刀叉和羹匙碰撞出响声。
就这样过了一星期，父亲开始张嘴要东西，诸如一杯水或者一杯茶什么的。母亲开始做饭时多加盐和油，她知道父亲不喜欢咸和油腻的东西。他开始抱怨盐和油放多了。母亲则回敬他说不要抱怨。他转身离开房间出去了。母亲冲我们微微一笑，说：“他回来时会像以前一样快快乐乐的。”我们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
3个小时后，父亲拎着几袋水果和几公斤牛肉回来了。他脸上挂着凄然的微笑，就像祖父似的。那天晚上，母亲为我们做了顿好饭，而父亲也开始跟我们开玩笑了。刀叉和羹匙又开始碰撞在一起，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我们说话也不再耳语，走路也不必蹑手蹑脚了。
各派系之间又开始交起火来，再次把我们困在一个房间里，像洞中的老鼠那样。
火箭弹不间断地从喀布尔城上空倾泻而下。在我们九塔城堡附近潘吉什里一派居住的地区，圣战者组织发射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火箭弹。多斯特姆，那位乌兹别克指挥官，也向潘吉什里一派发射火箭弹。两派的火箭弹都能打到我们这一区域和马卡罗延。哈扎拉一派和潘吉什里一派互相发射火箭弹。萨亚夫从喀布尔以西的高山上瞄准潘吉什里和哈扎拉。有时，一天之内就有3000枚火箭弹落在喀布尔。在火箭炮停止发射的几分钟内，周围陷入一片极不自然的寂静中。但事实上，绝对没有真正的平静：房子本身总是发出的响声，隔壁房间钟表的滴答声，有电时电冰箱周期性地颤动和呼呼声，浴室水龙头里水珠滴落的响声，时不时地还有外面路上小汽车飞快驶过的“嗖嗖”声，以及卡车隆隆驶过的声音。
我们听到火箭弹发射的声音，然后就是落地时地动山摇像地震一般的巨响。在两个月内，有29枚火箭弹落在那座城堡和花园里。九座塔中剩下的最后那座塔虽然还屹立在老城堡的一角，可是我感觉它离倒塌不远了。在100多年里，这些高塔拱卫着住在里面的人。今后不会再复从前了。在这个魔鬼横行的时代，它也只有徒唤奈何。
祖父和家里其他人之所以搬到马卡罗延修建得更坚固一些的街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在那儿更安全一些。可是，正当我们在卡特–帕尔万的恰拉–诺伯利亚奄奄一息之际，他们却被困在马卡罗延。这几个星期，我们不清楚他们那里的情况。他们是活着，死了，还是受伤了我们没有电话。街上也没有人能给捎个口信。父亲不再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也不看其他新闻频道的节目，因为这些节目令我们更加焦虑不安，诸如报道伤亡数字，公布被送往医院的伤者名字，以及缺乏可供输血的血源、医药和医生，等等。
那些日子里，我们整天整星期坐在房间角落，低声祷告，等待火箭弹落下来把我们都炸死。一天晚上，火箭弹爆炸的声音太响了，我根本无法睡觉。于是，我爬上老城堡的屋顶，坐在那座尚存的高塔旁边。我瞧见一枚接一枚的火箭弹落在我前方邻近地区的平地上。每当火箭弹呼啸而过，我都很惊讶自己竟然毫发无损。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某一枚火箭弹很快就会在我身边落下，那样的话我就无法看到第二天的日出了。
有时，我和父亲、母亲以及姐妹们给祖父、姑姑、叔叔和那些表堂兄弟们写信。若赶上有一两天停火，我们就把几天或数星期前写的那些信件，交给我们能找到的有事不得不去马卡罗延的邻居。在同一天，要是我的某位叔叔出行的话，我们也许会收到他们写的一大摞信。之后，战争又开始打响，我们一连数星期彼此杳无音信。
那些天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然而，其中也不乏温馨甜蜜的时刻。每当写信时，我总是非常仔细地字斟句酌。我期冀给我回信的人也能对我的用心给予同样认真的注意。那些天，当大多数人对生存忧心忡忡时，我的心思却贯注到如何才能写一封漂亮的信，如何才能简单地按时间先后顺序准确传达出我对所发生一切的真实感受。我恰好发现了一种属于我所有的挥洒青春年少的方式，然而生命如此脆弱，我本该在学校读书，本该在体育场上做自己喜欢的运动，抑或我本该做的这些事情都因此而显得毫无意义。
喀布尔上空历经两个月不间断的狂轰滥炸后，我们再度可以享受几个星期的停火时光。祖父来我们家，与我们一起住了一些日子。又能坐在他身边，头枕在他大腿上，在他读书或吃东西或者与别人说话时倾听他的呼吸声了，我真的非常开心。
祖父返回马卡罗延之前的那天晚上，他与我父亲和母亲聊到很晚，我们几个孩子都睡了，他们还没聊完。他离开后，我坐在金合欢树下，那种发自心底的孤独感快将我淹没了。过了一会儿，父亲走过来，挨着我坐下。
“昨晚在你睡觉时，我们作了一个决定。”父亲欲言又止，长叹一声继续说道，“现在正好借这次停火，你和我去一趟巴基斯坦。我们在那儿租一幢房子，然后回来接其他人。直到喀布尔真的和平了，我们再回来。”
“在一个陌生国家生活难道不会很艰难吗”我问道。
“我们要是待在这里，全部都得死。在巴基斯坦我们至少能存活下去。我敢肯定你很快就会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