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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基勒和其他高年级的堂兄们经常看小说和杂志，或者与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学科有关的书籍。我有点儿妒忌他们。没有人向他们施加学习那些令人厌烦的学科的压力。瓦基勒一连几个钟头埋头读诗歌，能大段大段地默诵哈菲兹hafiz的诗歌，哈菲兹是他最喜欢的诗人。
至于孩子们，我们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每天吃完早饭，我们就去花园，与还在那里生活的动物们玩耍，或者摇树枝玩。在附近的孩子们中间，我们又交了很多新朋友。吃完午餐我们就一起放风筝。城堡的屋顶比我们家的屋顶要高，只要风筝线足够长，我们几乎就能让风筝飞得很高，高过将我们与家隔开的有两座山峰的山。瓦基勒把附近其他所有风筝都给“切”了，可我们街坊谁也不知道是他干的。出于某些原因，他们认为那人是我。很快，我的大名就传开了，大伙儿都称我为“风筝切手卡伊斯”。
听到他们这么说，瓦基勒只是冲我微笑。他的这一举动令我觉得自己有点渺小。何况，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切他们风筝的是瓦基勒。瓦基勒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可一涉及风筝，我们就成了竞争激烈的对手。
不久，一些怪事开始光顾我的风筝。我会放得非常高，找人来切。通常，一旦一个孩子把风筝放得很高，其他孩子很快就会让自己的风筝急速升高，向他发起挑战。不过，就在其他风筝有机会在高空一显身手时，我的风筝突然像脱缰的野马，好像有人已经把它“切”了似的。每当这时，瓦基勒总要跑过来看个究竟。
“你切了自己的风筝”他问道，笑得前仰后合。
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只是耸耸肩。
大约两天后，同样的一幕又出现了。我告诉自己，想必风太大直刮到风筝飞到的高处，也许把放风筝的线给刮断了。以前可从未发生过这种事情。我还期望有一个解释呢。
下个星期这事儿又发生了。之后接连5次，非常诡异蹊跷。现在，附近的孩子们全都嘲笑我，叫我为“专切自己风筝的卡伊斯”。
在诺伯利亚，我们不像住在祖父老房子那样经常在一起吃饭，这里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容纳下所有人。有时，我们还是挤在两间相通的屋子里，尤其是母亲做顿特别的饭时，便邀请祖父和叔叔们以及他们各自的家人与我们聚餐。
我们晚上聚在一起吃晚饭时，成年人在桌布上端落座，堂兄弟们和我则坐在尽头。有时，我们互相扔骨头，或者朝面包上抹辣胡椒面，好让不知情的其他人来吃。绝大多数情况下，成年人吃饭时都默不作声，他们总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不论何时只要他们一张口，谈的准是如何离开阿富汗的事情。
父亲和叔叔们每天都出去寻找走私客，期望他们能带我们越过边境去到另一个相邻的中亚国家。这些天来，绝大多数走私客都忙着带阿富汗人偷渡到伊朗和土耳其。那些边境比较容易通过，但要价很高，因为偷渡之旅不但漫长而且充满危险。我们根本负担不起这笔费用。
一天晚上，父亲高兴地回到家。他边脱夹克，边开了几个玩笑。几分钟后，我们全都围坐在桌布旁。堂兄弟们和我一起玩互相掷骨头，父亲也加入游戏当中，从餐桌上端掷过来骨头。我们全都盯着他，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说了几个更令大家捧腹的笑话。这是几个月来我头一次看到大家这么开心。
晚饭后我们喝茶，父亲宣布他已经找到一位能让我们全家人偷渡到俄罗斯、最终在德国落脚的走私客。这人要价很高，我们拿不出足够的钱给他。不过，这人愿意等我们凑足钱。他知道我父亲曾经是一位著名的拳击手，愿意帮他一把。
稍后，成年人之间展开了一场关于“花园”的平静谈话。母亲紧蹙眉头，直截了当地指出：“不行，不允许你们去那儿。”他们回房间后，又开始悄悄地谈论这事儿。
就这样，一晃一个月过去了。父亲数次试图给远在印度的哈吉努尔谢尔打电话，想向他借一笔钱好付给走私客，但阿富汗的电话系统完全被摧毁了。
我们从英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得知，为争夺喀布尔控制权的敌对派系已经同意停火一星期。
当晚，父亲宣布他次日要回家看看。祖父试图阻止他，但父亲是他儿子当中最倔强的一个。一旦他说要做什么，没有人能让他罢手。第二天一早，他告诉我准备与他一同前往。
“我不去你根本不知道我上次见到了什么，我可不想再去看了。”我尽可能决然地说。我说这些时，祖父脸上划过一丝痛苦的神情。他低头琢磨着自己的手。
“你和我一起去，”父亲坚定地说，“我希望你能听我的。”
我最终还是去了。我很快就要满10岁了，觉得自己快是个大人了。普什图人的孩子必须服从自己的父亲，不管这儿子年纪多大。父亲的语气缓和了一点，他解释说他认为把我带在身边要比他自己去更不会引人注意。
我们从卡特–帕尔万搭了一辆公共汽车到理工大学，潘吉什里人不再对那里进行管制。我们下车后沿着宽阔空旷的大街步行，这条街通往城镇靠近我们那一侧。尽管现在停火，但潘吉什里士兵依旧从前线远端搜查朝他们这个方向来的行人。我穿了一条牛仔裤，上面是白衬衫套蓝毛衣。父亲身着一套白色宽松衣裤，拎着的布包里面放了一把铲子。他没解释为什么要带铲子。
我紧挨着父亲走着。我们环顾四周，都没说什么。公园里树上的叶子漫到街道正中的上方，已经泛黄了，我们仿佛在俄罗斯人修建的黄色大谷仓周围穿行。一阵风刮来，把一团尘土从一个地方吹到另一个地方。除了几条肥狗跑来跑去以外，我们旁边没有别人。
我们拐进通向我们家的那条狭窄的街道。到那时候，我们已经步行了半小时的光景。除了一条狗叫了几声，附近一片寂静。喀布尔一年中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天高云淡，在这早秋时节，天空开始划出道道彩霞。
终于，我们家那道高高的黄色院墙出现在视野中。所有窗户都已面目全非。院墙上有许多子弹留下的洞，两个月前我和祖父回来时还没有呢。有的窗户上还挂着窗帘，但脏得不像样子；有的被炮火炸得残破不堪。通向院里那扇厚重的木门也七零八落了。看样子，这门被当成靶子了。父亲轻轻推开门，仿佛在尽力避免它受到比先前更小的伤害。坚硬的门铰链顺利地摆动了几下。
我们刚一踏进自己家庭院，就听到街道尽头传来一声枪响。我们环顾四周，有两个家伙从街道一端朝我们家这个方向走过来。另外四人从另一端走过来。其中一人边走，边举枪对准我们。
“又来了”我心想。我想跑进院子里，可身体却僵住了。父亲装出一副认识他们的样子。当父亲告诉他们停火的事儿时，他们什么也没说。一个家伙走上前，不由分说便用手铐铐住我们。
“先生们，你们认为我们犯罪了吗”父亲礼貌地问道。他们没有回答，而是踢了父亲后背一脚。
对于我这个刚满10岁的孩子的手腕而言，手铐的环儿太大了。我的手向内外转动了好几次便挣脱开了，但我不能让那几个荷枪实弹的家伙看到这一幕。事实上，我用手托住锁链，这样就不会掉到地上了。
我们被带到谷仓后面。父亲和我在前面走，抓住我们的几个家伙在后面散散拉拉地跟着。同先前威胁祖父和我的那几人一样，他们也是哈扎拉人，但不是同伙。我环顾四周，看看能否找到父亲的那位学生。目前，哈扎拉人继续管控喀布尔这一带，但他不在。
这些哈扎拉人身着西式服装，马靴在膝盖处系得很紧。其中一个双肩抱拢的家伙头上系着一条红色头巾，表明他赴死的决心。他们头发梳理得很整齐，看上去也整洁清爽。倘若没有发生战争，想必他们会经营店铺或者做个铁匠什么的，哈扎拉人擅长做这些活计。这些人看上去倒不像坏人，似乎更像那些为做恶事而特意接受过训练的人。
我们一到高高的黄色俄式谷仓的院子，他们便命令我们在地上一个洞前蹲下，洞口有梯子通到下面。戴红色头巾那人打开父亲的手铐，我也让自己手上的铐子滑下来，一并递给他。他见我自己解开手铐递给他，笑了起来。然后，他朝我父亲踢了一脚，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