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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说的是后金东面面临的朝鲜和东江镇。下面就得说说后金的西面，蒙古残部的情况。因为以后大明和后金都要与蒙古残部发生一些事情，因此很有必要进行一些先期的了解。
明朝末年，北方蒙古族以大漠为中心，分为三大部分。在大漠以南各部称为漠南蒙古，属于这部分的有：科尔沁、札赉特、杜尔伯特、巴林、札噜特、奈曼、喀尔喀、茂明窍、乌拉待、喀喇沁、乌珠穆沁、察哈尔、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他们的分布在东接盛京、黑龙江，西接伊犁东路，南至长城，北逾绝漠，袤延万余里的区域。
大漠以北，称为喀尔喀蒙古，其属有车臣汗、土谢图汗、三音诺颜、札萨克图汗等部，分布在东至黑龙江呼伦贝尔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南至瀚海，西至阿尔台山（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北至俄罗斯之间的广大地区。
大漠以西各部称为漠西蒙古，即卫拉特蒙古，属于此部分的有准噶尔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杜尔伯特部、辉特部等。
蒙古察哈尔林丹汗（虎敦兔汗）雄踞一方，也有重新统一蒙古的雄心。因此，位于后金和察哈尔部之间的科尔沁六部和喀尔喀五部，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对象。
科尔沁部酋长明安和喀尔喀部的锡伯、卦勒察两部，曾参加反建州的九部联军，失败后科尔沁部继任酋长奥巴首先服于后金。林丹汗率部逾兴安岭攻奥巴，被后金军败于赵城（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内）。
喀尔喀五部中的锡伯、卦勒察两部也先后为后金和林丹汗攻灭，其余巴林、翁牛特、扎鲁特三部亦相继臣服于后金。后金还诱使作为察哈尔东部前锋的土默特、敖汉、奈曼、喀喇沁四部离林丹汗而附已，林丹汗势力日削。
天启五（1625）年，林丹汗出兵嫩江，攻打科尔沁部。后金出兵援助科尔沁，林丹汗退走。皇太极即位后，更是把林丹汗做为主要的敌人。
崇祯元（1628）年，也就是后金的天聪二年，或者说就是今年早些时候，皇太极调遣蒙古土默特、鄂尔多斯、喀尔喀等部兵力，大破察哈尔部。后又集中喀喇沁、奈曼、喀尔喀等部兵力，再次大败察哈尔部，占领西喇木伦河和克什克腾，归降者无数。
林丹汗势力被逐出西辽河流域。
因此，若是忽略掉皮岛、獐子岛的毛文龙，忽略掉苟延残喘、朝不保夕的林丹汗，大明王朝与后金就是场上剩下的最后两名选手了。
不过，皇帝陛下可不做如此想。他会不时地“提醒”那位后金对手……其实你真不该忽视场上的任何人，即使是已经无限接近死尸，也不能完全忘记还有借尸还魂那么一说。
做为大明朝廷来说，最要紧的是在后金侧后方保持一支骚扰牵制力量。而至于这支队伍是由毛文龙还是秃文龙领导，实在不是多么要紧。
有朝廷的大力支持，东江镇肯定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得到人员和军器辎重的补充，元气也很快就可以恢复，然后马上又可以重返皮岛、獐子岛一线。他们在重新占据皮岛和獐子岛之后，进而又可以向辽东半岛的腹地实施进击骚扰，最大限度地牵制后金的力量。
毛文龙所部最怕的，就是没有坚强后盾的支撑，没有可以喘息之地，没有粮饷军器辎重等等的支持和补充。
其实，在天启年间，毛文龙所部之所以能够屡有斩获，就是因为有着登莱巡抚袁可立的全力以赴的支持。
但是，东江镇虽然在牵制后金方面功不可没，可毛文龙这个人还是有着自身的弱点的。
毛文龙占居的东江，形势虽然足以牵制后金，但他也把相当的精力放在了征招商贾，贩卖禁物上。名义上在援助朝鲜，实际上是妄出边塞，没有战事的时候就以变卖人参、布匹为职事。
因此，工科给事中潘士闻曾经弹劾过毛文龙，尚宝卿董茂忠也曾请求撤了毛文龙的兵，专门整治山海关、宁远的军队。可兵部经过讨论，认为尽撤毛文龙。
实际上，皇帝陛下非常确信，毛文龙当初率领二百余名家将和部下奔赴东江的时候，心里就已经打定了要“以商养战”的主意。至于具体是以“商”为主，还是以“牵制”为主，实在难以分说清楚。
更有甚者，也不能否认在合适的时候，毛文龙会自立山头，在后金势大、而大明势弱的情况下，他自己采取“骑墙”策略，甚至更进一步，与后金眉来眼去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毛文龙曾经与皇太极私下里通过信函，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
其实，与后金的皇太极眉来眼去的何止一个毛文龙，就连那个信誓旦旦要五年复辽的袁崇焕不也是与皇太极私下里议过和吗？
原因无他，就是因为大明朝廷不足恃，大明朝廷不可畏，大明朝廷眼看就要分崩离析，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忠贞不二”。
毛文龙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嚣张跋扈，恃功而骄。
开始的时候，毛文龙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断加秩晋阶。时间不长，他的尾巴就翘了起来，开始恃功自傲。
而其时朝中官员对毛文龙的质疑声浪日高，朝廷为了平息朝中的质疑，就令登莱巡抚袁可立核查毛文龙的战报和军饷。这本来是应有之意，任何官员和将官都得要接受朝廷的监督和监管。可毛文龙却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这都是袁可立从中作梗，毛文龙由此忌恨上了袁可立。
最不该的是，自以为羽翼丰满的毛文龙竟然开始反击袁可立。
毛文龙嗾使言官阉党分子宋祯汉苟合自己的几个同年，属于东林党的宋师襄、方有度、庞尚廉等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
而袁可立却绝对称得上正色立朝。他没有意气用事，没有“一叶障目”，而是“力柔其（毛文龙）骨”（《节寰袁公行状》），虚怀以待，劝毛“臣子勿欺”（《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认为毛文龙的存在事关明金战争大局，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为了避免陷入无休止的内耗和口水战，最后是袁可立自己选择了“功成身退”。
但天启皇帝十分眷顾于袁可立，一再驳回袁可立的辞呈，只是当袁可立第七次递上辞呈的时候，看到他是去意已决，最终才无奈接受下来。
袁可立离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导致他后来继续、无限制地恶性膨胀，终至身首异处的悲剧发生。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陆师军队，与枢辅孙承宗、津抚李邦华、总兵毛文龙、沈有容戮力策应，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威胁。”
“袁可立拓地筑城，招集安置逃难流民，屯兵、接应各岛之间，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
“看来，非得袁节寰不可了！”
皇帝陛下捡拾以前有关毛文龙和袁可立的奏折，其中对袁可立几乎全是褒誉之词。
“东江镇不一定非得毛文龙，而登莱巡抚必得袁节寰不可！”皇帝陛下拍案而起，郁积心头数日的愁云也随即云开雾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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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章 文龙歉悔2
皇帝陛下认为，东江镇能否有所作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登莱巡抚的支持力度。因此，登莱巡抚这个“后勤”的重要性，那是不言自明的。
而毛文龙之于东江镇，多少是有些私心在内，那些“征招商贾，贩卖禁物”的指摘，也绝非凭空杜撰。
而袁可立之于登莱巡抚，那可是对朝廷、对大明的一片赤城。
若是换一个人挺进东江镇，未必就不如毛文龙做的差。而若是换一个人坐镇登莱，未必能如袁可立那般的给予东江镇毫无保留的支持。
史上对于毛文龙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即便是一直站在其背后的袁可立，也有看似截然相反的两种记载。一面是“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另一面则是“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
翻遍了近年有关袁可立、毛文龙以及东江镇的奏折及兵部、户部的兵备钱粮支出的记载，皇帝陛下也无法从中觅得真相。
想起那一世的史学家孟森所言：“庶知三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