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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业说的认真，旁边也接触过社会主义理论的宋教仁听后若有所思，而对政治理论并无所少涉猎的梅屋庄吉就真的只能干瞪眼了。
北辉次郎听了刘继业的答复后却显得很兴奋，目光热切道：“刘君所想，与吾人不谋而合啊！吾人之主张便是日中亲善同盟，以社会主义消除社会之非正义，保护贫者之权益，使国家对利益分配……不过、但是，刘君难道不认为直接限制权贵之财产总数，多余财产直接充缴国家为国民共享，要比以税赋调整更为便捷，也更为公平么？”
刘继业洒然一笑，与北辉次郎在理论上的讨论激起了谈性，两人就这么聊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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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2章 誓师北伐（下）
第三百二十四章誓师北伐（下）
刘继业与北辉次郎交流了很久，后又与宋教仁聊起了广东的局势。
按照宋教仁的说法，广东目前革命情绪是高涨的、社会各界人士也在广泛支持革命。然而将之扩大到全省，那么出了广州省城外，越是偏僻的地方对革命就越淡漠。
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以及与各地的士绅达成了共识，同盟会已经基本上获得了对广东全省的控制，但是除了少数乡县外，多数乡下仅仅是如前清那般向如今的‘朝廷’交粮纳税，没有丝毫地革命热情。革命对他们而言仿佛就是毫无关系的东西，绝不可能像广州省城内的许许多多百姓士绅那样，将子弟送上前线、拿出自己财产去援助革命。
具体而言，广东、湖南、湖北各地都有相似之处，都是省城和少数大城市对革命支持最多、比较跟得上时代脚步的县城次之。总而言之，就是知识程度和新式教育越普及，工商发展越好的地区越是对革命同情。而越是贫困、越是封闭的地方，对革命就越冷淡。
不过依仗着军队和与立宪派达成的合意，同盟会还是勉强整合了两省半的力量，将前线急需的人力和物力送了过去。
据宋教仁了解，自三月底至四月中旬，同盟会在广东和湖南两省总共搜集了七百八十万元军费、二百多万斤的粮食运送到前线。然而后续乏力，其中有不少都是由爱国支持革命的群众募捐所得。
如果激烈战斗再持续两个月以上，哪怕是以广东的富庶和湖南的粮米也经受不起消耗。
相比之，虽然刘继业的江苏军政府只占了江苏省一半的土地，徽东也才刚刚纳入来不及建立有效统治，但是就凭借这半省之地，总共为刘继业筹集了多达一千八百万的军费，以及一百四十万斤粮食！
单论富庶程度，江苏并不比广东高多少，粮食产量更是远不及有中华粮仓之称的湖南。之所以刘继业能够搜集出远多过同盟会的军费和相差不远的粮食，一方面是因为刘继业快速建立起了有效统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刘继业在光复之前就凭借各种手段控制了上海的银钱业，并进而在光复上海后得以将整个上海的商界拉入自己的战车之上。
单单一个上海，就贡献出了超过一千万的军费。
而在某种程度上被江苏立宪派士绅们视作自身利益代言人的刘继业，在他们身上也获得了高过同盟会在广东和湖南两地所获得的支持。
当然，凡事都有代价，如此与立宪派合作，不仅使江苏的民政大权完全操于立宪派之手，而且在未来也会有隐患。
不过同盟会内部一样有派系争斗；在光复会分裂**后，孙文所代表的广东派、宋教仁和黄兴所代表的湖广派，其实也就是前华兴会和前兴中会会员便是同盟会的两个最大派系。当然，具体而言无法如此简单划分，许多党人如黄兴并无派系概念，确实从全局考虑，而且所谓派系之间的划分也并不是那么原则、更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依然有许多人会抱着这样那样的小心思，在同盟会内区分我的人和你的人。
在无比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较为简单的就是以地域、以各人群之间的亲疏关系、政治理念划分了。
而当黄兴完全成了孙文的副手、宋教仁又**组建起同盟会中部总会后，湖广派等于是分裂了；部分跟随黄兴融入孙文的旗下、部分与宋教仁另起炉灶，但依然保持着与同盟会的联系和关系。
除了这两大派系之外，同盟会内还有各种小团体，实在是一个组织杂乱的革命党。
广州光复后，黄兴虽然成了广东都督，但是手下主要干将多是有本场优势的广东派，大权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他们。再加上黄兴并不是个揽权的主，性格上也有忍让和克己为公的一面，无法遏制如今掌握了广东大权，与其本地的立宪派分权，将其余各派都排挤了出去的广东派或者说前兴中会。
然而广州光复给同盟会内部带来的最大变数，当属以革命军总指挥赵声为代表的，前岳王会安徽江苏籍革命者一下子从有限的影响力变成掌控了大部分的革命军队。
自东南大起义而流亡日本的前岳王会成员在同盟会内部势力单薄，只能听命于组织安排。如今，却由于他们多是新军军官身份的原因而掌控了军权，此刻随赵声在湖北厮杀，各个都已经升到了最少管带的级别。
可以说，广东军政府这个准中央政府民政权掌握在广东派手中、军权则在岳王会手上。
不过出了广东军政府之外，尤其是湖南和湖北地区，宋教仁的湖广派同样具有极高的影响力，许多当地的小团体如共进会和科学社，都受宋教仁的影响颇深。在这种情况下，当刘继业得知在广东干得不顺心的宋教仁决意去湖南和湖北发展，也就理所当然了。
与宋教仁三人的会晤占据了刘继业小半天的时间，期间就宪政和法治，刘继业、宋教仁和北辉次郎三人还展开了较为激烈的讨论。
如北辉次郎就认为法律之目的是服务社会，当法律与此目的违背时，就是恶法、就应被推翻。法律并无神圣，可以随时修改。因此，北辉次郎反对将宪法拔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当前世界局势看，西方之代议制虽然有其成功之面，但也应看到此制度造成的恶果；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底层百姓并无受益，反而如日本明治维新后遭到更为残酷的压迫。
刘继业部分同意北辉次郎的观点，提出代议制的缺陷。然而一贯专研于议会政治，对此道深有研究的宋教仁却认为万事无绝对之完美，而代议制虽不完美，却能最大程度限制‘恶政府’，是相对最为合适的政体。而在代议制之下，欲维持社会之稳定和秩序，确保规矩得到执行，就必须推行宪政，将社会原则以神圣不可侵犯之宪法立定。
“现代政治之基石便是宪法，无宪法则无规矩、无规矩必至混乱！一家混乱、族人受损。一国混乱、百姓受苦。”宋教仁如是说。
当然，与‘全盘西化’，打算完全效仿美国建立合众政府的孙文不同，宋教仁所主张的代议制和宪法政治虽然也受欧美政治学影响较深，但其亦颇为注重中国国情与传统习惯对政治之影响。而他对社会主义中关于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之不平等和不公正方面，也有着比较开放的态度。
若非如此，北辉次郎也不会与宋教仁成为至交，甘愿做其助手来华参加辛亥革命了。
因此，北辉次郎虽然喜欢认死理，为人处世也很单纯、喜怒浮于言表，但是他对宋教仁却是佩服的很，也极为尊敬。哪怕两人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分歧，此刻也没有像之前指责刘继业那般无礼，而是哈哈笑道：“钝初之理想，可以在中国大地上尽情施展！无论成败，对中日两国都是宝贵的经验！”
不过话虽如此，北辉次郎显然对刘继业的国家主义理念有着极大的兴趣，拉着刘继业问了半天，最后征得刘继业同意后，还跟宋教仁请求自己先留在江宁一段时间，仔细研究讨论一下国家主义之实行再去湖北与之会合。
对于自己的助手兼好友的意思，宋教仁也没什么不情愿的，就一口答应下来。
于是北辉次郎便以同盟会‘联络员’的名义呆在了江宁。与他一起的，还有梅屋庄吉留下的一台摄影机和七八名工作人员；他们将随军队赶赴苏中，记录下革命军的北伐战斗过程。
会晤结束，宋教仁先在刘继业的安排下去刚刚成立未久的江苏省议会参观，顺便向这些大多是前清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