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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关于革命的内容……而针对普通官兵的文化课的宣传力度也应该要加强，宣传的内容也可以更加深入一些……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响应我们。”
“而且，最近我们第三十四标已经出现了不少自发的国家主义研究小组，经过文化课长期的影响，许多士兵自愿地加入这些小组，讨论、研究国家主义的内容。”
“哦？”刘继业眉毛一挑，很感兴趣。
王光照继续道：“每个这样的小组都有相关队官级别隐晦的指正，引导他们往我们文学社的正确思想上靠拢。因此这些国家主义小组大体上都符合我们的思路，而且有不少小组的核心人物也是我们文学社的社员，算是外围组织。”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并不遵从国家主义的排满组织出现，他们闭口不提国家主义的主张，而是只讲种族革命……不过这类小组没多少吸引力，而且也有宪兵重点监视，根本不成气候……估计在第三十四标的人数不超过五十人。”
关启平待王光照说完后，也主动介绍了第三十三标内士兵之间革命小组的情况；虽参与的人数不及第三十四标之多，但也颇为活跃。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第二十三混成协中，只是相比之下人数更少一些。
刘继业鼓励之余，也再次强调众人注意保密工作；对外的文化课不能留下任何纸张、对内的补习课所有的敏感内容都只能口授、涉及革命的宣传材料全部编号登记，由丁鸿飞负责保管，凡是使用后必须在期限内完整交还，确保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流到外面去。
像临起义前却让清廷有了准备这种事情，是无论如何也要尽力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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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8章 千奇百怪
第二百三十九章千奇百怪
这场文学社总会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晚上九点钟。除了革命方阵之外，各分社也都汇报了各自的工作状况，各自目标的完成状况，并且就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找出解决方案出来。
中间在下午六点左右休息了一个小时，吃了顿晚饭，算是缓和了一下。饭后继续讨论，基本上将这三个月以来的文学社工作情况、以及下一步的任务等等都讨论了个遍。
随着文学社扩大，事务杂多起来，处理时间自然长了许多。
当然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工作，执行委的队伍也不断扩大：从创社的十余人，至如今已有五十多人了。由此文学社实际上分成了以六个分社长、副社长、还有工作小组组长为代表的共十八名核心骨干；以四十八名执行委员为中坚干部负责领导三百六十名社员以及在此之外的外围成员。
晚上九点半，敲定了最后的事宜，众人经过数小时的脑力消耗，此刻也都身心俱疲了。
此刻外面雨早已停下，只剩下地上残留的一点积水。
道路两旁新竖立起来的洋油灯泛着幽黄的光芒，文学社的这群核心群体分成了几个队伍，朝着不同方向走去，各自返回了各自的军营。
刘继业从三楼的窗口看着门外的人群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分别由张孝准、王光照和关启平走在最前面。
身后，正在整理文件的蒋方震抬头一看，默默站起身来，一边揉着眼睛，一边走到其身后，有些莫名其妙地说道：“文泰和允亮都是识大体的同志，今天这场会议也没有吵起来，文鹿不需过多担心。”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算是再怎么理想崇高的同志之间，也难免会分出个亲疏出来。
王光照一直自诩为刘继业最忠实的追随者，担任第一营管带时也引入了诸如徐立由、王启明、曹彰等一批人进入文学社内。他们这些老第一营的人、又多受王光照影响，入了社内自然更亲近对方。久而久之，便已形成了一个派系。
而三营管带关启平一开始就看王光照不顺眼，在其担任管带时也拉了包括钱云拓、邓吾峰等人在内的军官入文学社，在社内两方隐隐有些对抗性质。
除了王光照和关启平两派之外，另外一个老资历的社员；丁鸿飞一门心思在书本里，却是因此与同样书生气的祁匡训和沈同午有了共同话题，关系很好。不过这群‘学术派’更多是理论上的讨论，很少在文学社日常庶务中联合看法。至少目前，他们还未像王派与关派那般已初具派系的稚型。
而张孝准则并不喜欢拉帮结派。他天性如此，又在文学社内有着仅次于刘继业的地位，再加上基本秉公的个性，却是因此与众人关系都很好。真要论关系的亲疏，张孝准与蒋方震两个老同学算是无派人士。
当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刘继业初期曾刻意提防张孝准，避免他作为文学社的副手能挑战自己地位有关系。
除此之外，以方振武为代表的一群人，包括孙岳等‘新入人士’并没有自成一派，而是紧紧团结在刘继业周围，类似封建时代的所谓‘纯臣’。
大致上，文学社可分成‘王派’、‘关派’、‘学术派’、‘无派人士’以及‘纯臣’。刘继业对文学社内的情况非常了解，既无意也知道无法做到无党无派。
他需要做的是如何让争斗控制在良性范围、不影响文学社的大方向、也不会使任何一派做大。甚至适当的内部争斗对保持组织活力，以及于自己集中权力是有益处的。
就像关启平和王光照，两人在遇到争执不下时，最后也只能靠刘继业来裁断，使最终的裁断权永远掌握在刘继业手上。当然，若是两方吵得有些不像话了，刘继业也会出面制止，甚至做出一定的，至少在目前和表面上做到客观的惩处。
不过随着刘继业几次表态，众人，尤其是王关二人也大致摸清了限度，遇到意见不合时谁也不过线，使争执最终保持在合理良性的范围内。
文学社的这个情况，蒋方震也察觉到了。出于对好友的关心，还曾主动与刘继业商议对策，无形中靠近了方振武等人的‘纯臣’。
“我不是为此担心……”刘继业回过头来，朝好友笑了笑，双手从裤袋内抽出，沉声道：“文学社之所以能有现在的成绩，除了你我以及同志们的努力之外，与外部环境也是分不开干系的。”
“文鹿是说……？”蒋方震有些明悟。
“若无端方的信任，我文学社想在清廷眼皮底下发展壮大，是极为困难的，也不可能快速发展一年。”
蒋方震也知道自从东南大起义刘继业救了端方的性命后，这个两江总督、清廷的封疆大吏对刘继业就无比信任，甚至把清剿新军内革命党人的工作交给了刘继业来负责，极大便利了他清扫军队内的异己、扩社势力。
中间也曾发生过两次告密事件；一次是一个即将被清洗的旧军军官，李明昆不甘心默默离开，凭借他在第三十四标任职两年捕捉到的消息去两江总督衙门检举第三十四标内有乱党，结果检举信直接被端方传送刘继业处理……
第二次，则是一个文学社考察的对象，也是凭着一些社员透露的消息去举报揭发，结果一如那个李明昆一般被送交刘继业处理。
端方如此做，一方面是对刘继业的绝对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文学社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没有留下任何纸字证据。李明昆等举报人拿不出证据，只有空口说辞，又怎会让端方怀疑到‘讨贼’干将、救命恩人刘继业头上？
刘继业对此事的处理，不需再提；不过事后却以此为教训，加紧了文学社的保密工作，并要求各分社更严格地审核外围人员。同样的，当初推荐了最终告密者的社员也受到了相应的惩处。
只是这种大好场景，随着端方于两个月前北上京城，调任邮传部尚书而结束了。
新任两江总督名叫张人俊，由两广总督任上调职。此人虽然与袁世凯曾在山东共事，甚至结成了儿女亲家，而且也曾在国会请愿运动中站在立宪派这边，但是刘继业却知道此人不如端方好说话。
张人骏字千里，号安圃。直隶丰润人。1846年，十九岁的他中同治甲子科举人，1868年中同治戊辰科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庶吉士，曾出典四川副考官转召谏，以兵科、户科、吏科给事中掌广西、湖广、山东、四川各道监察御史。在京居官长达三十年，得到的是无比正面的评价：“为人凝重，操履端洁，察史颇严。”
而张人俊在两广总督任上，一不贪污受贿、二外申国权，派遣水师提督李准数次巡游西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