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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宋儒是一个'背叛者'的角色，赵宋初期，儒学还沿袭李唐学说，可等到中期时候，宋儒已然完全抛弃了前者，将汉唐儒学彻底扫入了垃圾堆。
把用对儒家经典新的解释即所谓“义理之学“取代传统的章句注疏之学，用儒家之道取代佛道等“异端“，用儒家的经世致用的“有为“来取代无用于世的旧学。
这些目的说白了，倒不如说是文官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所产生的自我需求。
科举大兴的赵宋没有了东汉两晋隋唐的门阀世家，根基的变动自然就会牵扯到了儒家之学的转变。
而历经了初期的繁衍生息之后，儒家的力量也很自然的占据了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在北宋初期，赵老大、赵老二他们为稳定社会秩序，在尊崇儒术的同时，又提倡三教并用，大量地修寺造像招揽僧人道士，编印佛经道藏，佛道二教由此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伴随着佛道势力的增长，其社会影响亦不断扩大。从皇帝朝臣到文人士大夫乃至下层平民都有不少人浸淫其中，两教的思辩哲学更吸引了当时许多儒家士人的理论兴趣。一时士人相率谈禅，以高妙玄远相尚，不少在社会上颇有声望的宿儒名士们也都究心内典，深受其影响。一些儒者更模糊了三教的界限，认为三教同道，可以并行不悖，种种情况表明，儒学已受到佛道之学空前严重的挑战，其正统之地位正在被削弱。
这就仿佛是一个天枰，当倾斜角度达到一定量的时候，警醒的士大夫们岂能无有反击？
一切的因素堆积到一起，爆发出来的便是现在的宋儒义理之学了。
什么是义理之学？北宋的“义理之学“就是关注于经学的解释、综合，区别于汉学的考证，汉学讲究对一个一个文本的具体研究。烦琐细碎，缺乏全面之观察。但只讲义理则免不了有空谈心性直诟病。
理学为什么能在两宋发展起来？那就是因为宋儒的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
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但后来，由于军事、政治上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相对不足，加之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了贯穿明清，占统治地位的理学。
所以赵构根本不用去把理学纳入思考范畴，他更需要做的是为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提供足够多的事实证明。对比虚无缥缈的心性空谈，肉眼看得见，两手摸得到是好处利益，那更具有说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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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一十章 农民和商人
可是那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赵构要怎样才能为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提供足够多的事实证明？
这可不止是打仗收复失地就能做到的。
因为震天雷先就出现了，叫收复失地变得非常非常容易。
这本该是变法强国的最终目的的所在，比如王安石变法和之前的庆历新政，那都是要振作国势的。而振作国势最好不过的法子就是能在战场上大败敌人。可如今这一点似乎已经不足以作为衡量国力变化的重要依据了。
那么新生目标他需要定在哪儿呢？
是民生。除了这一点，赵构实在寻不出更好的切入点了。
谁叫老赵家是税赋制度那么牛逼呢？
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哪怕是再忠心于大宋的人，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宋朝官府是不但承继了五代以及以往各朝的苛捐杂税，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敛民新法。赋敛烦重，可谓数倍于古矣。
赵构是真的佩服老赵家的税赋制定，那简直就跟有一个超级先进的电脑一样，搞出了一个极为先进的数学模式，精准的计算出了百姓们要生活所需的生活材料，给治下的百姓农人留下了必要的口粮，然后将剩余的一切全部搜罗走。
要不然赵宋政府的年收入能辣么高？让大明朝哭爹喊娘的都跟不上趟？
虽然这般做的后果就是赵宋一朝，自打立国没两年时间，便开始有农民起义军。到太宗时期，才是第二代君主，竟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这种中等规模的起义。简直是匪夷所思。
这就是因为人心。只要是人就有七情六欲，老赵家本来就在踩着红线跳舞，税赋政策制定的太苛了，一旦碰到无德贪婪的官吏，官逼民反那是妥妥的。
别家王朝的皇帝听到有人起义：卧槽，有人闹事？
赵宋一朝的皇帝听到有人起义：哦，又有人闹事了？
两边的差距就有那么大。
享年一百六十多年的北宋就足足有二百来次农民起义，平均一年就有一次多，要说这跟那苛刻的税赋没有关系，赵构敢把自己的脑袋割下来当球踢。
可同样因为老赵家还给百姓们留下了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故而，全国大部分境地还都是安稳的。
一次次农民起义也都是小范围的暴动，波及到一路的都少之又少。绝大多数的民乱，本地官府就已经能平定了。
老赵家治下的亿万百姓们被压迫了太狠太狠了，相信赵构只要稍微的松一松枷锁，就能叫无数人感受到改变。
当年范镇曾经说过：臣恐异日之忧不在四夷，而在冗兵与穷民也！
可见这天下的士大夫们也不是不知情的。
当然，也会有很多人口吐芬芳，这大宋天子是与他们士大夫们共天下，干那些个泥腿子鸟事？
但赵构也不会只有这点手段，而且那种话也不是谁都能正大光明的说出来的。
除了对农民松绑，赵构的另一个切入点就是商人。
商人在中国古代史上一直是一个很悲催的职业，不说曲解四民之意的儒家直接把他们钉在了社会下等人的位置上，便是官商勾结到了某种极致的明末时，商人也依旧很悲催。
他们捧着银子，拿出辛苦经营的官场门路来给自己看好的士子铺路，后者飞黄腾达了就会前途无量，可商人却还是商人。就算他们的投资对象再知恩图报，他们也只多为自己加上一层可靠的保护伞，那力量终究不是自己的。
某种意义上，对商人阶层喊打喊杀，甚至都成为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正确。
将一群掌握着不小的社会资料和力量的富贵中人，打入如此境地中，儒家也是牛逼。
而随着五代十国的远去，赵宋繁荣的市场经济让商人的力量大有增强。以汴梁城为例子，虽然不少行会或大商贾的背后都有靠山隐匿着，但只看这儿的富商大贾能花钱娶宗女当老婆儿媳，那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影响力也是不弱的。
汴梁城里，一是帽子田家，一是大桶张家，一个娶了十县主，一个娶了三十多县主。毎五千贯买一个，连太皇太后听了后都觉得没脸。
因为赵宋时候，生闺女是绝对的赔钱货。
这个时代可没什么彩礼一说，女儿家人是娘家出钱送嫁妆，而且社会上都习惯于厚嫁。这一是社会礼仪如此，二是给闺女撑腰。
女方的嫁妆薄厚可直接决定着她们在男方家中的地位。
更何况还有大家颜面在么，越是富贵大家，嫁闺女越要大出血。
可这些个县主，却不仅能省下一笔钱，还能倒赚五千贯。而她们对于自己的夫家，却也更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甚至是一层保护伞。
从这点你就能看出这些商贾不是半点‘力量’也没有的，不然把宗女县主嫁过去也太丢分了。可同时这也说明了，大商贾们对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追求。
用后世的话来说，那就是一个群体积蓄的力量达到了某种层次后，而迫切需要进入更高的层次去。
宋朝的商贾们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明显已经渡过了低级的物质追求，而改为更高层的政治城池和社会地位的肯定。
赵构现在就还要把这群人的力量给挑动来。
“民爵？”赵不试的眉头皱的死死地。他没想到燕王想出的竟然是这一招来。
自从秦汉之后，民爵就算正式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了。
可现在赵构不止把民爵拿出来给那些商贾大户，还要普及至军中的退伍兵……
退伍将士有功于国，依照功绩赐爵，民间商户捐资助饷，修桥铺路，有益家国，也可以赐以民爵。
民爵分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