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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笔帖试所取之人地位甚底，可吕宋非中原，乃官吏相通也。”
郑芝龙在加速自己的进度，以武力做底蕴，强力去推行与‘大明天下’的意志格格不入的政策。
陈鼎闻言色变，自家这位主公还真的能折腾。
自从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建立以后，官于秩次之外区分儒吏流品，加之权在中央，重内轻外，“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官品分化趋势明朗，胥吏就日趋卑下，至今已经一千多年。虽然及至宋明当朝，胥吏位极贱而权甚重已经是一大趋势。
书吏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长期甚至世代供职于衙门官府，把持衙门各房，所谓‘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官府大小胥吏衙役，他们都是当地人。久而久之，这些胥吏衙役就与地方势力紧密勾结。久居其职，久操其事，加上盘根错节的地方人脉，造成了胥吏之职的专业垄断性，使胥吏在各自行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执掌着地方行政的实权。
那一个个上下弄权，合起手来架空正堂官也非不可能事。例如在大明朝，地方乡镇中上报核定数额的“在册田土”与县令衙门所实际控制的“实征田土”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这些信息的真假虚实大多掌控在久居其位的胥吏手中。
知县以下的各级书吏和差役在土地丈量、清理财政、赋税摊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中都处于重要位置。这一状况在原时空甚至到了民国时期仍未有真正的改观。
郑芝龙对于这些污吏的容忍度与那贪官是一模一样的，不说要彻底隔绝，要彻底隔绝那是不可能的。但怎么着也不能明知道是错，只是因为省事节力便就视而不见。
历朝历代因为正堂官侵犯手下胥吏之利益而被胥吏们联手架空、掣肘的现象屡见不鲜，历朝历代的官员文士对于这方面的抨击也随处可见。可就是没人愿意去改。
士有爵禄，则名重于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
郑芝龙不能容忍。
但在陈鼎看来，郑芝龙这明着是对胥吏们好，看，我都把你们与官之间的阻隔给打通了，但实际上却是在收割胥吏们的实权，这真就是要把士绅土豪一起全得罪了啊。
那些胥吏的社会地位不高，但背后的家族通常是攀枝错节的地头蛇，那水浒上的宋黑子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郑芝龙这看似给了胥吏们一个上升通道，但保不准会被多少人背地里咒骂呢。
只是陈鼎的担心却通通不被郑芝龙放在心上。
强者为尊，只要他的实力足够强，那么一切反对派就都是纸老虎，所有站出来反对他的人也尽是在违背历史的洪流，是在不自量力的螳臂当车。
“你回泉州了便照我吩咐去做。那些愿意跟着我郑芝龙的，机会可不就给他们了？看都有谁蹦跶的，看谁还有不老实的，那第一批迁移的就是他们。”郑芝龙紧接着说道。
陈鼎退下去后，郑芝龙又给金陵去了两封信，分别是魏国公和蒋德璟的，他的国公爵位啥时候能敲定下来呢。他都把马尼拉改名叫新京了，这意思还不明显吗？
崇祯帝不是想把他踢出局么。那爵位上就别吝惜啊，痛快点给，真要封王就更好了。
然后就是给阮大钺去信，叫他代笔写封奏折送去通政司，权当贺喜崇祯了（左良玉病死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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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七章 郑森与郑平
“大哥，您有没有怎么觉得……，父亲近来有些急躁啊？”
吕宋西北部的林加延湾，海风吹拂着郑森郑平兄弟的脸庞，兄弟俩人目光直看着跟前人头攒动的忙碌工地，神色甚是轻松。
他们没什么担忧神忧的事情。整个郑氏的势头现在都处在一个节节攀升的状态，作为郑家子弟，郑森郑平兄弟可不就春风得意？
不过就是在这春风得意之中，郑家兄弟也还有着一些认知上的小分歧。
郑芝龙近来的举措在性格坚毅的郑森眼中根本没什么不对，他现在对士绅阶层可没有好看法，之前看到的种种丑陋一幕，加之江南士绅为了攻击郑芝龙而编排田川氏的做法，让郑森对士绅们的态度早就转向了厌恶。
所以郑芝龙近来对士绅的种种强硬手段，郑森只会看的是满心欢喜。甚至是惊喜连连，老爹就是搞，有些个折腾士绅的法子是他想都想不出来的。
但在性格更加和缓些的郑平眼里，那却觉得郑芝龙近来的动作有些急切了。
了解到郑芝龙早年的经历后，郑平就有种感悟，他老爹的最大变化在于他大哥成亲的时候，也就是从那时候起，郑家才有了巨大变化，才有了眼下这横霸南洋的局面。
之前的郑芝龙表现的可一直都很向“主体意识”靠拢的，对士绅阶层敬爱有加，对大明朝虽有不恭，但绝没有叫嚣着取而代之。
那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
紧接着以大明朝廷南迁为又一个新的起点，郑芝龙与士林士绅的关系迅速走向恶化，可这恶化的结果怎么看都是郑芝龙主动早的。
自幼生活在日本，处在一个很敏感的社会环境下的郑平，自然生就便带上了‘谨慎’的标签。
“我能感觉到父亲此前一系列的举措中的小心谨慎，那种唯恐暴漏了真实目的，什么都在藏着掖着，就活似一卧底、奸细、细作的样子，叫小弟很感同身受。”
郑平眼睛里流露出一抹追忆。“我过去的生活就是如此。在外人的眼中，把自己表现的像一个真正的、纯粹的日本人一样。可事实上呢，所有人都清楚，我也一直很清楚，我是中国人。
我只是一个体内流淌了一半的日本血脉罢了。
但是现在我能感觉得到父亲变了，就在登莱打掉了李率泰部之后。父亲的日常行为似乎在一点点的放肆，在一点点的撕掉自己原先的谨慎……”
“可实际上我觉得他没必要这么急切的去做。继续保持着老样子，那不是更省力吗？等到一切大局皆定的时候，大势已成的时候，再露出真性情，不是更好吗？”就像德川老乌龟，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活着的时候他都很乖的。
郑森看了一眼郑平，他的心思绝对没有郑平那么的细腻，二者的生活环境和成长经历完全不同。他可是多年前就已经上战场的人。
而他并不认同郑平的话。
郑平眼中显得急切的变化在郑森看来根本就合情合理，“我们郑家已经如此强大，父亲还作甚要小心翼翼，委屈自己？”
“是他小心翼翼就能让金陵城的皇帝对我家彻底的放心，还是我们要为了顺应士绅们的利益而舍弃掉自己的利益？”
“二郎。父亲曾经跟我说过，建立一个王朝那就像在建造一座大厦。只有把旧有的一切全都摧毁了，才能彻底的夯实一个全新的根基。这样新的大厦才能根基坚固。”
“不然，你看似很高大的大厦，你装饰的再金碧辉煌，再是漂亮，根基却早已经腐朽。它也终究不会牢固。”
做一个完全符合士绅阶层利益的‘明君圣主’，那并不难。可难的就是如此打的根基是否能真的支撑得住郑家王朝走过未来岁月的变革？
现在都十七世纪中叶了，再有一百年就第一次工业革命，郑家王朝用旧时候的模式打下了王朝根基，到时就真的能来一场说‘上下变革’就‘上下变革’的变革吗？
不在立国之初就打下全新的根基，郑芝龙很难相信后世的子子孙孙们能‘远迈先祖’！
现在的省时省劲，那是在用未来郑家王朝的生命在代价的。
郑森现在并没有完全的明白这一点，他眼下只是因为对士绅阶层的失望——爱之深恨之切，从而迅速接受了郑芝龙对士绅阶层的看法。
大致上就是宋儒理学不可用。
那些打着‘天理’旗号的士大夫们，满嘴的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尽是男盗女娼。要革掉理学的命，要搞一搞事功之学，搞一搞汉唐儒学。
而且，一个国家要稳定，要兴旺，什么是最重要的？
那必须是土地。人人有耕田，天下方可大安。
而土地在哪儿呢？是在朱明朝廷的手中还是在普天下的士绅的手中呢？
答案很显然，故而，郑家对士绅的态度也必须很明确。
这两者是敌对的关系，是坚定的敌人。
至于说什么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之类的话，那把士大夫换成‘知识分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