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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文化的平等，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体制。从提高社会保障，增加税收，完善再分配入手，逐步实现对国家经济的改造，让国民充分分享到国家扩张和经济进步，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果，让他们更加坚信，只有全民族团结一致才可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进步。”
孟希圣坦然说道：“很多同志说我这一套就是穆铁当年那一套，我要说，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不可否认，我参考了当年穆铁和铁卫军的一些主张，但手段有差别，目标也不同。他的目的是推翻陛下，自己另搞一套个人独裁，我们是拥戴陛下，不搞内战。他是为了少数军人的私利，我们是为了全民族的整体利益。他是一切为了战争，而在我们看来，战争只是手段，目的是实现民族整体利益的提升，从而更好地让个体获得发展。”
“我们的基本政治主张，就是人民选举，人民监督，陛下则作为国民总代表掌握最后仲裁权，行使战争统帅权，拥有最终决定权。社会党上对陛下汇报，下向人民负责，并受到人民和陛下的监督。社会党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就要下台；社会党违背了陛下的意愿，也要下台。因为那说明社会党背弃了自身的宗旨：民族—国家—皇帝三位一体。”
“我们在经济领域追求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但一切企业组织都要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监督；我们在文化领域强调民族文化为主导，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我们在外交领域强调以我为主，一切从民族利益出发，外交的最高目标是为民族拓展生存空间，提升民族整体福祉；我们在军事领域强调公民有服役的义务，并且要无条件地响应国家的号召，为了国民的整体利益勇于牺牲小我；我们在社会生活领域强调秩序和纪律，个人的权利要服从于法律，服从于国民整体利益；我们在宗教领域强调昊天教为国教，但并不歧视和迫害其他宗教信仰；在民族领域，我们承认凡被接纳为我帝国国民，并忠诚于帝国，服务于国民整体利益的个体为民族一份子，无论其血缘如何，无论其外表如何。”
“这就是我理想中华夏帝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孟希圣语气深沉地说道，“我华夏社会党对内团结国民，拥戴陛下，对外征讨敌人，开疆拓土，惩罚不义，是为我帝国之皇道大义，也是当代华夏主义之精髓。”
郑宇并不是第一次知道这些观点。
这位社会党中的国家主义激进派兼保皇党，一直都在调查局的重点观察之下，一举一动都会定期呈报到幕僚组。
在郑宇看来，这无疑是本土化和改良之后的温和版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其来源其实首先是郑鹰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又借鉴了欧美的近现代社会主义中的很多流派，比如拉萨尔主义，甚至还吸收了穆铁的不少想法，乃至陈磊那个小册子，又根据郑宇这几年所做的实践和提出的思想加以改良，融合出的一套很有华夏特色的东西。
其实细查起来，很多观点和复兴党正在做的是一致的。比如强调纪律和秩序，公民有响应国家号召的义务，强调国家民族整体利益，支持昊天教，推进法治，拥戴帝制，民族主义，对外扩张利益，对内怀柔对外铁血等等。
要说区别，基本上就是程度不同吧，另外就是公有制。不过要是把皇产也算作公有制，其实“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大体上也没错。
郑宇摸着下巴，目光扫过一个个神色各异的政治精英，落在了汪铭汉的脸上。
汪铭汉此刻已经皱起了眉。
他这个人虽然民族主义情绪很重，但其实骨子里是个文人，有着知识分子最本质的自由主义倾向。他经常得到皇帝的一些指令乃至训导，对很多事情往往比这些人知道得更多一些，也自认大体上把握了皇帝的某些想法。
尽管孟希圣所说的观点相比穆铁当年赤裸裸的“民族社会主义”要温和许多，但久经郑宇熏陶的汪铭汉却本能地感觉到了危险。他确信，对于带有鲜明政治目的的社会理论来说，手段和目的往往是很难分开的。
这个“帝国社会主义”的真正威胁，在于一旦推行起来，手段往往就变成了目的本身。因为过分强调纪律，秩序，权威，以此为手段来争取“国民整体利益最大化”，在实践中往往就会变成手段本身成了目的，也就是为了维护纪律，秩序和权威而行动。
不受监督的权力有多危险，经过穆铁兵变，汪铭汉已经隐隐有了感觉。
在他看来，郑宇这位皇帝对于这种权力的放纵其实是很警惕的。所以皇帝本人在穆铁事件的善后中坚持走法律程序，在战后如约重开国会，乃至在确定了大政方向之后就会选择远离具体国务，放纵许凡在日本进行民主实验，乃至刻意培植反对党，分化瓦解自己做总裁的复兴党。
但他也不得不思考：皇帝的内心深处到底是怎么考虑的？又或者他本人之前确实倾向民主法治，可经过了这么多事情，现在又组建了家庭，很快就会有后代，他还会是之前的皇帝吗？尤其是一旦许凡不在……
他感觉到皇帝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心中有些忐忑，却也知道不能再沉默。他沉吟片刻，开了口：“在我看来，咱们大部分同志的根本目的其实是一致的：为了提升全体国民的福祉而努力。我赞同我们的党服务于全体国民。当然，我们首先要考虑劳动者的利益，但我不认为我们仅仅只代表劳动者的利益，甚至是以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来满足劳动者的要求。我们之所以提倡重视劳工，提倡扶持劳工，是因为这符合全体国民的整体利益。”
“我们先确定了这样一个最高信仰：为全体国民整体利益服务，剩下的就是手段和路径问题。”汪铭汉看到周明根露出赞赏之色，心中笃定了些许，“大家对各派社会主义都有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伯恩施坦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似乎更适合于作为我们的主要思想借鉴。我们要扶持劳工，实现社会公平，不能走《共产党宣言》那一套暴力革命，突击夺权。无论是巴黎公社的实践，还是恩格斯先生在第二国际几次会议上，以及后来的著作中反复强调的，那一套实践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而那个时代的‘曼彻斯特主义’型的商品经济早已被股份公司，国家干预和福利制度所取代。布朗基式的突击革命必须被抛弃，布尔什维克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人反对。
“其实大家说的都有合理成分：力扬说的从现有国家逐步向公有制平稳过渡，这个是有道理的嘛。肖磊兄反对搞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坚持我社会党的独立性，这也是符合我们为全体国民整体利益服务的最高信仰。”汪铭汉侃侃而谈，“程兄所说的由政府通过福利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改革，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适合我国现实的，也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孟中校的很多提议，其实也都非常有道理。我们华夏的社会主义要坚持以我为主，我华夏社会党也没必要跟着欧洲的社会党国际或是什么人的屁股后面转。拥戴陛下，铁血卫国，对内实现公平，对外扩张民族利益，这些原则我看也没什么错。”
郑宇意味深长地看着这个另一时空的宣传家。
“其实我觉得大家彼此间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汪铭汉说道，“我们都认同私有制产生剥削，公有制有利于避免剥削实现公平，而陛下是国民代表，是秩序的维护者，改革的推动者，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施者，领导国民，凝聚国民意志，皇产也是公产，公产也是皇产。我们完全可以按照这样一条思路来走：拥戴陛下，推动公有制成分逐步扩大，国家通过税收实现转移支付，劳动者要越来越充分地参与政治，民主选举立法机关民意代表。但我们一方面要强调整体利益，一方面也要通过民主法治来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达成对民意代表和政府的监督。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一切归公，天下为公，实现国民内部的真正平等。”
“那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
“伯恩施坦先生的著作，再就是《资本论》。”汪铭汉踌躇满志地说道，“社会党的理论基础，最根本的在于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者所付出的劳动决定，而资本的提供者获取了劳动者劳动价值的一部分，也就是支付工资后剩余的价值。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