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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来扯去，最后选择了一个折衷方案：国际足联改名欧洲足联，两大足联联合设立一个协调机构，暂名为国际足联，主席由两大足联轮流提名，集体表决，每八年轮换一次。在中国商界的银弹攻势下，国际足联的第一任主席由原中国足联副主席赵家麟出任。在赵家麟的主持之下，国际足联通过了一系列组织规定，国家足球比赛分级体制，裁判体制，并成立了专门小组，对国际足球比赛规则进行统一规定。
在赵家麟等人的倡议之下，也是响应中国方面的“和平”口号，国际足联决定在1910年召开第一届世界杯足球赛，比赛地点安排在中国。
有郑鹰等人在。自然不可能再让篮球和另一时空的历史一样，一直到1892年初才由美国的詹姆斯？奈斯密斯博士发明。早在安南时期，郑鹰等人已经在其割据地区推广足球，篮球，排球。棒球和橄榄球等运动，由于所需场地和人员较少，篮球在军中和民间都最为普及。
到了南洋时期。篮球比赛已经成了重要的娱乐活动，并于1886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篮球锦标赛”。成立于1885年的中国篮球联合会，在1906年正式升格为亚洲篮球联合会。下属成员包括中国篮联。朝鲜篮联，日本篮联，琉球篮联等，声势浩大。
趁热打铁，中国方面拉着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芬兰。瑞典等国成立了国际篮球联合会，体制仿照国际足联，也是轮值主席制度。总部在北京和柏林之间轮换。
第一届国际男篮锦标赛定于1909年在北京举办，各成员国也都开始摩拳擦掌选拔队伍。对此德皇信心十足。因为自从此人第一次亲自上场试验比赛之后，就直接宣布这项运动“非常适合日耳曼人”。
道理也很简单，任何人看一下日本人和德国人的身材，几乎已经不需要再看比赛就可以预知结果了。
几个国际性体育协会的成立，国际体育比赛的敲定，中国风越刮越劲，某些欧美右翼试图妖魔化中国，煽动黄祸恐惧的努力也自然走向破产。
按中国方面的表述，“以体育比赛分胜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对其他民族的妖魔化宣传，都敌不过面对面的交流。
这一股国际体育运动热潮之后，紧接着就是文化交流的热潮。
在郑宇的理念中，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力，根源在于文化上的亲和。前边的组合拳，目的是逐渐消融中国猝然崛起在传统列强中引发的恐慌，通过各种媒体上的文宣，生活中的渗透，让欧洲人接受中国的存在，使他们习惯于中国的声音。而接下来的文化牌，目的则是使这些或明或暗地相信“欧洲文明中心论”，“白人至上论”的白人们逐步接受“中国是文明先进的国家”，“中国人是文明人”，“中国是文明社会中的重要成员”这些事实，从而把“敌我矛盾”逐渐转变为“同阵营内部摩擦”，以消饵欧美对于中国的本能敌意和疏远，打消他们在仇华宣传之下对中国商品的抵制。
在欧洲推广中国文化的先锋，正是那位著名的辜鸿铭。
辜鸿铭本名辜汤生，字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的英国种植园，父亲是福建华侨，母亲是葡萄牙人。由于种植园主布朗夫妇没有子女，就将辜汤生收为义子，并且将他带回了英国。辜汤生自幼聪明，尤其在语言和文学领域甚有天赋，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后来又回到中国苦学国学经典。自1883年开始在《字林西报》上宣传“中国文化”以来，他撰写《中国札记》，翻译中国国学经典，在西方引发了极大轰动。
1895年中华帝国肇建，中国开始走上国际政治舞台，欧洲开始用混杂着恐惧与好奇的复杂目光注视着这个东方大块头。尽管嘴上喊着黄祸，但利益却是实实在在的。很多欧美精英分子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有关那个新帝国的知识。尽管英文教师出身的郑鹰也做过很多引进来，走出去的文化交流工作，但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并不能直接投入太多精力，而精通东西方文化历史的辜鸿铭就是最好的载体。
秉承来自帝国皇帝的意志，辜鸿铭成为东方文化的形象大使之一。
击败法国，收复安南，兰芳，收回主权，统一国家，战胜日本，让这个国家的上上下下在面对欧美之时更加自信，也更加从容。
郑鹰提倡的华夏新学，本身就包含了辜鸿铭的心血。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化守卫者，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自然也不必再以近乎滑稽和可悲的方式，以狂傲来掩饰内心的失落与悲痛。
有了一整个强大帝国作为后盾，辜鸿铭在国际文化舞台上越发从容不怕。妙语连珠。在他的生花妙笔之下，中国文化中符合人文精神，充满智慧和辩证的内容得到了极大的放大，并与西方诸哲人交相辉映，而华夏新学的务实精神。更成为中国几十年沧桑巨变的最好注解。
这一场亚洲战争的大胜，让辜鸿铭更是心醉神驰。以其为首，中国的一大批文化名人或是著书立说。分析解析“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或是游历欧美，与西方学界交流心得。说白了也就是带着政治目的的公款吹牛。
按照辜鸿铭的解释。中国的成功在于务实，进取，创新和秩序。而这一切的基础，在于中国人固有的“博大、深沉、淳朴和灵敏”。他认为，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在辜鸿铭的宣传之下，“春秋大义”迅速风靡欧美。在中国方面动员一切力量进行的全方位包装宣传之下，辜鸿铭这个名字在欧洲已经隐隐具有了某种魔力，所到之处万人空巷，他的演讲更成为欧洲名流互相吹嘘的资历。在上流社会的酒会和沙龙，如果你不懂点春秋大义，简直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化人。
经过这样一番功夫，在欧美，中国的形象成功地得到了转变。从野心勃勃，对西方充满仇恨，斯巴达式冷酷无情的军事帝国，逐步转变为拥有光荣的历史传统，灿烂的文明，却在命运的安排下遭遇了野蛮人的入侵和压迫，暂时沦入黑暗，而最终奋起复兴的伟大民族，拥有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很多方面更为优胜的文明。
这个国家的秩序，来源于他们的淳朴，而非灭绝人性的高压统治；这个国家的快速发展，来源于他们的灵敏，而非无耻的剽窃和抄袭；这个国家对东亚的影响力，在于他们文化的博大，与民族性的深沉，在于如欧洲文明于西方一般，在东方拥有天赋的领导责任，而非扩张成性。
这个国家是迷人的。
它传奇一般的强国经历，辉煌的军事胜利，经济上的突飞猛进，一切的一切，都在不断提醒习惯于丛林法则和进化论的欧洲社会：无论他们承认与否，请愿与否，这个国家在东方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文化的感染力，也许看不见摸不着，也许需要随着时间来持续显示它的作用，但其效果却是最坚实，也最持久的。
亚洲战争的残酷，让本土长期未经战火，在经济文化的繁荣之中习惯于歌舞升平的欧洲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对未来的大战有了一种本能的恐惧。
出于商业利益，政治前途，以及大国沙文主义的虚荣，他们会高喊激进的口号，发表充满火药味的言论，但发自内心，他们更希望以外交和威慑来解决问题。眼看着以威慑为目的的扩军演变成了死亡螺旋式的军备竞赛，而欧洲列强间，尤其是英法与德奥意之间的战争味道越来越浓，各国精英也不得不着手寻求一定程度的降温，避免擦枪走火。
利用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煽动起来的民族仇恨，混杂着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因素，要化解，转移注意力就是最佳手段。
无疑，中国，这个万里之外，散发着神奇东方魅力的国度，就是最好的“新玩具”。
在英法德美上层的默许，甚至有意识的推动之下，中国文化在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