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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是如此。对于文治武功让你仰视的“高贵民族”，总是习惯xìng地要靠上去，想方设法获得承认。在后世，很多中国人热衷于把汉人和雅利安人拉上血缘关系，卖力地证明“汉人先祖是白人”，并且不惜把塞种人也归到雅利安人之中，实在是可堪一叹。
俄国民族政策的失败，主要在于沙俄统治的松散，对少数族裔的同化过于粗暴，而其人口也不构成压倒xìng的优势，俄罗斯人不过占全帝国人口一半，其主体文化的根基又是东正教，而俄国的少数民族又多为顽固的伊斯兰教，要么就是已经具备现代文明的东欧民族，这也就难免其同化困难。
这些问题，在中国都不存在。
这个时代的中国，大部分少数族裔并没有民族观念。由于缺乏多年的历史传承和国家政权，基本上处于部落族居的状态，文化落后而脆弱，劳动方式粗陋不堪，封闭而愚昧，在现代文明面前不堪一击。这个时候，以国家强力，从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入手进行同化，实在是轻而易举。
汉族人口占到95，也让这种同化难度大大降低。
即使再爆发一些暴*，郑宇也不担心所谓的国际干预。
这个时代，种族灭绝实在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俄罗斯帝国对犹太人的系统屠杀和圈禁，普鲁士和德国对犹太人的聚居政策，巴尔干的种族和宗教仇杀，俄国在中亚的屠杀，乃至未来一战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系统xìng种族灭绝，日本人在中国的种族屠杀，乃至发展到希特勒对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种族灭绝，实在是数不胜数。
而所谓国际社会，一直到1948年才制订了第一部针对种族灭绝的国际法案。
1906年，实在还是一个丛林法则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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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章 宗教革新 上
第六十一章宗教革新（上）
中华宫。
“……除中华基督教总会外，圣公会人数最多，目前粗略估计不下一百六十万人，概因英国圣公会一直借助中英合作关系在华传教，而国内之人对英国多有好感……不过该宗以英王为宗教领袖，领很多教民疑虑重重。尤其是甲午年中英发生不睦，很多人担心我皇帝陛下震怒，故而退宗……”
“美国的浸信会大约有一百万人，现在还在持续增加。这一派大致上属于福音派清教徒，也是美国最大的教会。”
“美国的公理会和归正会，大约八十多万人。公理会是英国圣公会的反对派，归正会属于美国荷兰移民的新教教会。另外，美国长老会等也有一定影响。”
“路德派在国内影响正在上升，尤其是最近德国在国内形象很好，德国教会正在加派人生，争取在中国大展宏图……”
“天主教有些吃亏。法国人原本是在华天主教传教主力，无奈和我镇国军在安南交战两次，却都是惨败，国人对法人一向轻蔑，故而原有的天主教信徒纷纷该宗，天主教在国内式微……”
“新入地区的东正教信徒，大约有一百二十万人。原来沙俄的神甫也在申请重新明确教区，甚至希望帝国政府防止其他宗教传入，已经被严词拒绝……”
……
“伊斯兰教方面，国内最主要的还是逊尼派，什叶派人数很少。不过这些年西北少数族裔人丁寥落，就算加上吕宋省和新入各省，伊斯兰教信徒也不过七八百万人的样子……”
……
“目前看来，最顽固，攻击性最强，对帝国统治秩序造成不利影响的，首推伊斯兰教。该教教规严密，且神职人员多有世袭，在信徒中威望崇高，宗教礼仪繁琐，要求最为严格，对人的自主思想扼杀最烈。”
“其次是英国圣公会，该会以英王为宗教领袖，宗教组织较为严密，目前帝国与英国之间关系微妙，恐怕英国传教人员也未必心思单纯……”
“然后就是天主教，该教保守，法国人影响力太大，又隶属梵蒂冈教廷，对中国传教一直野心勃勃，试图从信仰上施加……”
会议已经散去，郑宇却留下了内政部长李汉昌。
有些事情过于微妙复杂，实在不宜过早放到桌面上来讨论。
李汉昌原本是郑鹰的秘书出身，耳闻目染多年之后外放做官。在郑鹰看来，这人干秘书久了，大多会有些做事情瞻前顾后，过于倚重调和的毛病，又难免投上所好，缺乏创造力和魄力。
不过这李汉昌从海防市长做起，居然是表现不俗，甚至颇有魄力，郑鹰的一些教诲倒被他牢牢记住，渐渐得了郑鹰的倚重，一步步做到现在的内政部长，一多半时间倒是在族裔杂居的地方主政，在处理民族宗教等问题上边很有见地。
早先郑宇就把处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的计划布置了下去，并且利用战时管制期间的人口普查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民族宗教问题摸底汇总。
对任何国家，尤其是一个多种文化并存的大国来说，民族和宗教实在是最敏感，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来自后世的郑宇，知道某些民族宗教政策的利弊，也很清楚世界各国的各种内部纷争，冲突，往往都起源自这两大问题。
中国，原本是称不上有作为国教的宗教。儒学虽然到了理教的阶段具备了一些宗教特征，但对于超自然的崇拜还是要差一点，而且在民间也缺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的“大众化”色彩，更多是国家一种普遍认同的秩序。因其过于世俗，故而在甲午年改朝换代，国家从上到下进行全面清洗流毒的时候，至少在表面上很快就成了避之不及的破烂玩意。
佛教也好，道教也好，在中国还算不上真正大众化的狂热迷信。宗教思想和交易也决定了，佛教和道教也基本属于没有攻击性的宗教（真言宗除外）。
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样的外来一神教不同。
后世伊斯兰恐怖主义，狂热的圣战，以教派冲突为动员口号的两伊战争，美国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之间多年的纠葛，乃至某些国家内部极端宗教分子利用宗教混同到民族主义里边搞出来的风风雨雨，都让郑宇清醒地意识到，某些宗教对于中国来说实在是一枚毒箭，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导致伤口溃烂。
至于基督教，尽管其各个变种在启蒙运动后大大降低了攻击性，但一神崇拜天然的狂热性和排他性却让这个宗教在很多时候会对社会结构造成割裂。
正如基督教教义中一再宣讲的，一个信教者对不信教者，要么促使其入教，要么和他就是光明和黑暗的关系。一切平等博爱，都只属于新教的教徒之间，而不推广至其他生灵。只有信仰上帝的才是兄弟。
这种强烈的攻击性和排他性，让基督教以枪炮为后盾得以快速传播，当其成为主流，又自然而然地会迫使被边缘化的非教徒乖乖地入教，以“分享新教的好处”。彼此说服和启发式的教徒聚会，在郑宇看来很多时候和传销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并不否认这些宗教教义中有很多教导人与人为善的成分，也不否认改良后的基督教对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但问题是这些宗教给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庞大的，东方型的社会将来带什么？养父郑鹰呕心沥血开创的统一国家，会因为这种种宗教的传入，最终出现怎么样的变化？
郑宇不得不警惕。
这个背负了几千年历史传统的国家才刚刚稳固了秩序，社会的瓦解和新秩序的构建在同时进行，原本的lun理理念逐渐崩塌，社会结构发生剧变，而新的lun理道德体系，法治体系，都需要不断发展完善，并且依靠时间而加强其权威性。
这样一个过程之中，会有太多的失落，空虚，迷茫乃至狂躁。人的心灵会在这样一个迷茫和混乱的时代天然地寻找依托。如果这个空白不被填补，各种宗教，甚至邪教就会很自然地抢占阵地。
而这些外来宗教对中国的影响又该如何判定？他们到底会带来文明进步和秩序，还是愚昧，分裂和混乱？
“汉昌，以你的看法，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该如何处置？”一直到李汉昌说完，郑宇才字斟句酌地说道，“此等外来宗教，虽于特定时期不乏裨益，但副作用着实不小。尤其是伊斯兰教，往往与民族挂钩，而此等西北民族多为桀骜不驯之人，又以游牧为生，实在很是棘手。”
“以鄙人所见，伊斯兰教当予以禁绝。”李汉昌微微一欠身，“此教具有过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