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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法的斡旋之下，也是由于局势的不利，沙皇不得不委派拉姆斯多夫爵士与中方谈判。但由于差距太大，无论是俄方还是中方都绝不让步，导致谈判始终难有进展。
随着时间的流逝，俄罗斯在远西伯利亚和河中的局势逐渐不可收拾，一个个重要据点缓慢而不可遏制地丧失，俄方能够用来杯葛的筹码也越来越少。
尽管面临着内忧外患，沙皇依然拒绝以中方的建议为基础进行谈判，始终咬牙坚持“最多退到贝加尔湖和巴尔喀什湖”，“赔款一个子也欠奉”。绝望的拉姆斯多夫使出了浑身解数，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外交伎俩，但受了郑宇严令的李经方就是不动声sè，干脆玩起了太极。拉姆斯多夫只能眼看着中亚地区乱成一团，中国方面逐渐掌控住了整个地区，甚至已经在清洗所谓义军，而在西伯利亚方面中***队已经围困了新西伯利亚！
在圣彼得堡苏维埃方面，包亚林？马克西莫夫，柯伦泰夫人与瑞典的中间人频繁接触，与中国方面展开密谈，要求中国方面对苏维埃政权给与支持，并且表达了“苏维埃政权愿意与中国就东部边境问题展开谈判”。拿到了中国方面狮子大张口的提议后，圣彼得堡苏维埃政权内部又陷入了大规模的争论。
最后，当沙皇政府和中国在英法斡旋之下秘密谈判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尤其是法国舰队已经从马赛和阿尔及利亚起航，马克西莫夫马上提出“必须迅速与中国人达成密约，否则就可能面临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托洛茨基也转变了态度，认为“英法中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一旦联合起来支持沙俄***政府，他们就获得了足够扼杀革命的力量”。季诺维也夫则坚持“苏维埃已经宣布废除与中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他们得回了失去的土地，没有理由获得更多”。
再也无法忍受的乌里扬诺夫则在党内公开批评“反对与中国人议和的同志，是彻底的政治幼稚病”，并力主必须马上与中国人达成议和。他明确提出，“准备暂时割让给中国人的土地上并没有俄国真正需要的东西，那里的工业产值不足百分之一，煤铁等重要原材料几乎没有，每年从那里收获的农产品不足总产量的十分之一”，并隐晦地指出“中亚和西伯利亚突厥人对俄罗斯人有很深的敌意，但他们对中国人因为对方帮助自己推翻俄罗斯人而产生的一点好感也不过是利用”。他宣布，“那些地方目前处于沙皇***政府统治之下，而事实上已经沦陷”，其责任“完全属于擅自对中国开战又腐败无能的沙皇政府”。同时，这位坚定而务实的革命领袖一针见血地指出，“计划归还和转交给中国的领土包括了沙皇***政府依然控制的大片地区和他们主要的反动军事基地”，这将“引发中国和***政府之间的冲突，并使苏维埃政权取得最终的，无可置疑的胜利”。
马克西莫夫受命再次与中国方面谈判，明确提出“只要中国方面承认苏维埃为俄国唯一合法政府，苏维埃愿意与中国方面达成领土协议”。圣彼得堡方面提出的条件甚至比沙皇还要慷慨，叶尼塞河以西到乌拉尔山东麓，南面沿乌拉尔河向东，苏维埃政权都同意“加以讨论”，并且“愿意以合理价格购买中国获取的俄国作战物资和军人”。
面对这样优厚的条件，中国方面不心动是不可能的。
郑宇并不奇怪苏维埃政权作出如此让步。因为在他看来，目前对苏俄政府，甚至也包括沙俄政府，这一片土地除了作为政治犯的流放地和“民族感情上的某种存在”之外，并没有太大意义，其真正的价值，还是在后来苏联完成工业化，尤其是在二战爆发后加强了对乌拉尔地区的移民开发之后。
目前，俄国工农业几乎全部产出都来自乌拉尔山以西的部分，而在另一时空的一战，为了争取喘息之机，苏俄政权甚至通过布列斯特条约把俄国欧洲部分领土的精华，六千万的人口，三分之一的农业生产，一半以上的工业生产，四分之三的铁矿和煤矿割让给了德国，还承担了多达六十亿卢布，相当于五亿英镑的赔款。
相比而言，自己要获取的土地看似广袤，但对俄国的实际价值与布列斯特条约相比根本就是毛毛雨。
但在内部会议上，李经方和方石坚坚持必须支持沙皇政府，因为“很明显苏维埃政权由于其国际主义的内核，对国际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的否定，从根本上是各强国的敌人”。如果中国站在苏维埃的一边，“会大大加重列强对中国的恐惧与敌视”。
最后，中国方面依然与苏维埃方面保持接触，生意照做，但依然没有公开承认苏维埃政权。中国之前运往瑞典的俄造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已经全部换成了圣彼得堡苏维埃提供的黄金。
由于前线战事的紧张，为了争取胜利，苏维埃方面又进一步提出了武器采购的需求。这个时候，后续的中国商船善解人意地运来了日式武器弹药。急于扩军的苏维埃方面也就饥不择食地收下了。
由于原材料产地大多丢失，主要粮仓乌克兰和伏尔加河，顿河流域又在沙皇政权控制之下，bō兰和bō罗的海这些粮仓也纷纷独立，苏维埃政权下属的兵工厂生产逐渐萎缩，城市和军队的物资供应也开始紧张。
面对这一现实，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公开组织和鼓动农民分掉地主余粮，而且大部上缴苏维埃政权。苏维埃又颁布法令，强行收缴一切外汇和贵金属，而苏维埃则支付相应的纸币，即所谓《贵金属外汇管制法》。苏维埃政权还颁布了《镇压反革命法》，开始对之前逮捕或软禁的前沙皇官吏和贵族进行大清算，查抄财产，甚至由契卡对一些据说家资丰厚的“反动分子”严加拷问，获取了大批金银，外汇和珠宝名画。
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政策逐步在西方社会公布出来，引发了各国上层的恐慌。英法等国不但拒绝与苏维埃方面做生意，并且警告了丹麦和荷兰等国，苏维埃政权获取物资的通道只剩下了瑞典和芬兰。
之前，中国皇室产业控制的资金从美国和西欧采购的大批粮食和工业原材料储存在瑞典，并持续多次运输。到了俄国革命，苏维埃方面急需粮食和物资，这些低价买入的货品卖出了天价，很快就换成了原本存放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金库中的黄金。
到了五月底，苏维埃政权手中总计八百六十吨的黄金储备已经有六百五十吨，折合一亿英镑，转移到了中国人手中，更有价值难以估量的各种沙俄珍宝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折价抵给了中国方面。再之后，从俄罗斯央行取出来的大批外汇，从英镑到法郎到马克和美元，也换成了粮食，枪械和各种军需被服。这其中也包括了大批中国印制的英镑伪钞。自此，这个潜在的炸弹也被拆除。
中国方面把黄金和各sè珍宝装船到德国，并从德国根据中德贸易协定以优惠价格购买了大批国内建设急需的矿山设备，精密车chuáng，实验仪器，重要的化学催化剂和添加剂，又载运了一大批德国技术人员，在德国制定派往远东编组为德意志帝国远东舰队的舰队护航之下启程返回中国。
另外还有一批黄金，则由中国驻欧的皇室银行与芬兰政府签署了长期贷款协议，作为“芬兰民族国家进行货币改革的基础”。
四月十五日，苏维埃颁布了新的《革命军人管理条例》，宣布“为了获取革命的胜利，革命军队要加强组织，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抗命行为”，规定“一切军官，无论是士兵委员会选举产生还是任命产生，都必须坚决服从命令”，同时宣布了新的《苏维埃红卫军军法》，对各种抗命，消极避战，散布失败主义情绪的行为制订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骑兵第一军的体制也开始在很多军队中半强迫地推行。在基层的营连，尽管苏维埃在很多由士兵委员会推选军官的部队中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却派遣了名为“苏维埃观察员”的基层政治军官，负责“向苏维埃汇报军法情况”。
得到了生力军和弹药物资支援的红卫军整顿了他们的指挥体系，提拔了一批表现优异的指挥员，并利用图拉和莫斯科，圣彼得堡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尤其是从中国方面获得的各式俄造，德造和日式枪械，迅速武装了大批人员，作战部队已经急剧膨胀到六十万人，其中三十万人安排到了乌克兰前线，其余部队分别对付伏尔加，喀山和白俄罗斯方向的沙皇军�